【文/拉娜·福鲁哈尔 译/观察者网 由冠群】
在过去4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决策者好像真以为“世界是平的”。饱受主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影响，他们认为资本、商品和人员都将流向最能发挥它们价值的地方。如果公司为将成本降到最低而将工作岗位移往海外，那国内工作岗位的损失将因消费者获利而得到补偿。如果政府降低贸易壁垒并放松对资本市场的监管，那资金就会流向最需要它们的地方。决策者不必考虑地理因素，因为看不见的手无处不在。换句话说，“地点”并不重要。
直到最近，美国两党政府推行的政策都基于这些大而化之的假设——放松对全球金融的管制，达成《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贸易协议，欢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不仅允许而且鼓励美国制造商将大部分产能转移到海外。当然，最能有效利用全球化的强大跨国公司是推动“自由市场”全球化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些公司当然还会不偏不倚地向美国两大政党捐款，以确保其门下政客看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优点）。
向全球传播美国的这一新理念已成为美国的一大使命——要让全世界的消费者都痴迷于那些快消时装和越来越便宜的电子产品。实际上，美国商品将代表美国的善意。它们将负责宣传美国的价值观，即隐藏在新自由主义旗帜下的自由主义；其理念是，那些陶醉于美式资本主义成果的国家将变得像美国一样“自由”。
从某些方面看，执行这些政策产生了互惠互利的结果：主要是美国的消费者享受到了外国廉价制造品的甜头，而与此同时，特别是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数十亿人摆脱了贫困。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加入自由市场体系，全球不平等现象减少了，新的全球中产阶级诞生了。当然，政治自由程度依然因国而异。
但新自由主义政策也使各国内部出现了严重的不平等现象，有时还会破坏资本在国际间的稳定流动。由于货币的流动速度要比货物或人员快得多，资本流动就引发了高风险的金融投机活动。（自198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的数量大幅增加。）此外，新自由主义政策还导致全球经济危险地摆脱了各国政治的束缚。在19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发生在美国的这些结构性变化被物价下跌、消费者债务增加和低利率等现象部分掩盖了。但是，到2000年，新自由主义引发的地区不平等已经变得不容忽视。在美国沿海城市繁荣的同时，美国中西部、东北部和南部的许多地区正在经历灾难性的失业潮。美国各州的平均收入水平开始出现分化趋势且这一趋势延续了整个1990年代。
美国印第安纳州加里市火车站
特别是中美贸易极大改变了美国的经济地理格局。2016年，经济学家戈登•汉森、戴维•奥托和戴维•多恩在《经济学年度评论》上发表文章，描述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如何在赋予其他地区巨大优势的同时，也让美国的某些地区遭到破坏。他们写道，“有关贸易如何影响劳动力市场的流行看法大都被中国推翻了。”突然之间，独一无二的美国梦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沿海梦和一个内地梦，一个城市梦和一个乡村梦。事实证明，看不见的手并没有完美地发挥作用，美国不同地区和世界各国对这只手的感觉并不一样。
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观点。自新自由主义时代开启以来，就有一小部分经济学家反对该领域的主流观点。奥地利裔匈牙利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早在1944年就批评了传统的经济学观点，他认为完全自由市场不过是一个乌托邦神话。包括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丹尼•罗德里克、拉古拉姆•拉詹、西蒙•约翰逊和达隆•阿西莫格鲁在内的二战后学者也明白地域的重要性。斯蒂格利茨在美国锈带地区长大，他曾经告诉我，“如果你小时候生活在印第安纳州加里市这样的地方，你会发现市场在那里明显效率不高。”
“位置决定经济”这一观点才刚刚进入决策圈的视野，但越来越多的研究支持这一观点。从托马斯•皮凯蒂、伊曼纽尔•赛斯、加布里埃尔•祖克曼到拉杰•切蒂和托马斯•菲利蓬，众多学者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即公共医疗水平、教育质量和饮用水品质等地理因素会极大影响经济。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似乎是直白易懂甚至是显而易见的，但直到最近这一观点才被主流经济学家所广泛接受。
正如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的预算主管彼得•奥斯泽格告诉我的那样，“如果你问一个正常人，‘你身处何地重要吗？’他们都会这样作答：‘是的，你住在哪里，工作在哪里，你周围的人是谁，这些都非常重要。’在过去的四五十年，基础经济学似乎走上了歪路。我们全都分裂成了一座座孤岛，被塞进了一台绝对完美的计算机器。而政策则在这种基础经济学的指导下变来变去。”他补充说，“不考虑地域因素的基础经济学显然已经失败了。”
自新冠疫情、美中经济脱钩以及俄乌战争发生以来，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变得更加明显。全球化已经达到顶峰并开始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日渐成形的区域化、甚至本地化世界。面对日益高涨的国内政治骚动和日渐紧张的国际地缘政治局势，政府和企业都在关注效率的基础上日益关注稳定性。在即将到来的后新自由主义世界中，生产和消费将在国家和地区内部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劳工将控制资本，政治对经济成果的影响将比过去半个世纪更大。如果所有政治都是本地化的，那么经济也可能很快变得本地化。
新自由主义愿景
从政治哲学的起源来看，新自由主义对地域的忽视令人震惊。新自由主义出现在1930年代的欧洲，当时各国都在闭关自守，国际贸易正趋于瓦解。后来，新自由主义成为支撑二战后经济体系的一大支柱，而原因正是新自由主义试图避免有关地域的问题再次出现。新自由主义者希望将全球资本和全球商业联系起来以预防国家间爆发战争。但最终，该体系走得太远，不仅引发了资产泡沫和过度投机问题，还造成了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严重脱节。这反过来又促成了一种新政治极端主义出现。
现在的形势在某种程度上与100年前的情况别无二致。从1918年到1929年，欧洲和美国几乎所有资产的价格，无论是股票、债券还是房地产，都出现了上涨。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都打开了货币龙头，鼓励人们贷款购物。但这种宽松货币的意识和水涨船高的趋势掩盖了不祥的政治和经济变化。工业革命加速了许多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使数百万劳动力背井离乡。曾经主要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现在主要在工厂和工业部门中劳作。而他们的工资跟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这意味着大多数人靠借债为生。
与此同时，国际贸易出现了放缓的趋势。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8年流感大流行（一直持续到1920年）导致国际贸易占全球产出的比例从1913年的27%下降到1923年至1928年间的平均20%。债务泡沫在1929年破裂，随后的大萧条导致国际贸易在1932年崩溃，使其仅占世界经济产出的11%。大西洋两岸的贸易关税和惩罚性征税措施恶化了国际贸易问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跨境商品和服务贸易与全球经济产出之比才再次超过15%。
黯淡的经济前景促使法西斯主义首先出现在意大利，后又出现在德国。欧洲国家的殖民主义立场有所软化，为筹措战争经费而从发展中国家攫取资源。欧洲笼罩在“你死我活”的氛围中，不可避免地走向恐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随后，不难理解，欧美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想方设法防止此类大屠杀再次发生。他们相信，如果资本市场和全球贸易可以通过一系列凌驾于特定民族国家法律之上的机制联系起来，那么世界陷入无政府状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他们还认为，这样的自由主义制度安排可以对抗苏联不断上升的威胁。正如历史学家奎因•斯洛博坦所说，新自由主义思想家的目标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捍卫资本主义”。他声称，新自由主义机制“不是为了解放市场，而是为了保护市场，为资本主义接种民主永存的疫苗，创造一个框架来遏制人类常常非理性的行为。”
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想法行之有效，部分原因是国家利益和私营企业的利益并未出现过分的脱节。即使在罗纳德•里根担任总统期间，人们也有一种感觉，即全球贸易需要服务于国家利益，而不仅仅是大型跨国公司的利益。里根将政府视为一个问题，而不是一个答案，但里根政府在贸易谈判中会考虑国家安全，并利用关税和其他贸易武器来反击日本垄断计算机供应链的企图。
在克林顿执政时期，贸易应该为国内政策利益服务这一理念失宠。当时美国达成了一系列贸易协议，并推动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中国加入世贸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消除了全球经济发展的壁垒。现代资本主义之父亚当•斯密认为，自由市场要想正常运行，参与者需要有一个共同的道德框架。但美国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突然与某些与其不同的国家（从俄罗斯和中东石油国家到众多拉美独裁政权，再到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建立了重要的贸易关系，这些国家与欧美有着根本不同的道德框架，更不用说它们的经济框架了。
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关税大幅下降
自进入21世纪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两个最大受益者一直是中国政府和基本不受国家政治动荡影响的跨国公司。这在美国造成的后果是美国朝野上下都出现了更多的政治极端主义，它们大多利用大众的经济幻灭感而趁势崛起。那种认为全球经济必须重新为国家需求服务的想法正在重获支持，但美国两党都没有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完整计划（尽管拜登政府是最接近提出这一计划的政府）。
显而易见的是，全球化正在倒退，至少在贸易和资本流动方面是如此。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新冠疫情和乌克兰战争都暴露出该体系的脆弱性，其中包括资本失衡、供应链中断和地缘政治动荡。各国现在希望增加其关键产品（如微芯片、能源和稀土矿）供应链的冗余供应能力。与此同时，气候变化和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工资上涨正在降低将家具或纺织品等低利润产品运往世界的动力。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需要不同的金融体系，甚至不同的货币制度。3D打印等创新技术让产品可以在一个地方快速生产，这也改变了大家的经济规划，使得就近建立生产中心变得更加容易和便宜。所有这些变化都表明区域化将很快取代全球化成为主导的经济秩序。地理位置一直很重要，但在未来将变得更加重要。
过去不再来
在某个时候，新冠疫情会结束，乌克兰战争也会结束；但全球化不会回到十年前的样子，它也不会完全消失。观念和数据在一定程度上仍会跨境传播。许多商品和服务也会跨境流动，尽管传输它们的供应链会比现在简单得多。咨询公司麦肯锡在2021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2%的全球供应链高管表示，他们已经开始改变供应链以使其更具地方性或地区性，增加供应链的冗余供货能力，或确保他们的关键需求不会依赖单一国家。各国政府或通过立法形式（如拜登政府的产业政策法案）或通过指导形式（如欧盟的《新工业战略》）鼓励这样的变革出现，这些做法的目的都是重组供应链以使其靠近本土。
即将到来的后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仍未显露其确切形态。但它很可能会比以前更加本地化、异类化、复杂化和多极化。这通常被描绘成一件坏事——显示出美国的衰落和世界大部分地区面临风险。但这种经济秩序本来就应该是这样。政治发生在民族国家层面。在后新自由主义世界，决策者在努力重新平衡国内需求和全球市场需求的同时，将更多地从地域出发思考经济问题。
这种情况已经在贸易领域发生了。例如，美国两大政党都在合理质疑新自由主义贸易政策的个别方面。威权国家的崛起证明了地方政治、文化价值与贸易政策无关的想法是错误的。这一认识造成的部分后果是，拜登政府保留了特朗普政府时期加征的众多关税，并尝试支持那些事关国家安全的产品在国内生产。
民族主义盛行总不是一件好事，但质疑传统的经济智慧却是一件好事。像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不可能只保留金融投资和软件编程，而将除此之外的一切业务都外包给新兴市场，这么做必然会使富裕国家本身以及更宏观的经济体系更易受到外部冲击。因此，随着各国和各地区重新思考该如何平衡增长与安全、效率和稳定之间的关系，传统的贸易政策将不得不有所演变。全球化将不可避免地进化为区域化和本地化。
以有关制造业的争论为例，在大多数富裕国家和许多贫穷国家，制造业岗位在所有就业岗位中所占的比例很小，而且这一比例还在不断下降。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各国应该放弃制造业，向价值链上游的服务业转移，将低技能劳动力替换成高技能劳动力。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交织程度一直比就业数据显示的要高，而且是越来越高。有研究表明，各种知识密集型企业往往最常出现在制造业中心附近，从而刺激经济总体上涨。这就难怪中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等工业强国没有效仿美国，而是选择保护本国的工业基础。它们通过激励高增长产业发展和培训劳动力来支持本国工业，而没有选择浪费大量补贴或实施进口替代这样的失败政策。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现正试图学习这些做法，特别是在半导体这样的重要产品供应链和电动车这样的战略性行业。
由于物流不畅，美国出现了商品短缺现象
在后新自由主义世界，实施强力产业政策这种做法将会越来越普遍。即使在美国，大多数民主党人和越来越多的共和党人也认为，政府可以在支持国家竞争力和保持供应链稳定方面发挥作用。问题是如何发挥作用。可能的答案包括补贴技能培训、支持国内需求和扩大支出以保持关键商品的价格相对稳定。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竞争对手相比，美国对海外制造业的依赖度更高。美国只能满足本国71%的居民消费需求，而中国满足了89%，德国满足了83%。据麦肯锡估计，达到中国水平可以为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4000亿美元，而这还没有计算清洁能源和基因疗法等先进生物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未来收益。美国为防疫而努力填补个人防护设备和药品等基本物资的供应缺口，还努力提高电池、半导体和稀土矿物等战略领域的国内产能，这些努力都为在本国生产高价值商品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最终可能为美国带来巨大的红利。
随着全球贸易和供应链逐渐区域化和本地化，全球金融也将如此发展。俄乌战争将对货币和资本市场产生长期影响。一个影响是金融体系会被加速分裂为两个体系，一个基于美元，另一个基于人民币。中国和美国将越来越多地在金融领域展开竞争，利用货币、资本流和贸易作为彼此对抗的武器。美国决策者尚未认真考虑此类更大范围的竞争将会产生何种影响：资产价值、养老金和政治都将受其影响。捍卫自由主义价值观（比如制裁俄罗斯），追寻新的经济增长策略和建立新联盟这些活动都将发生在资本市场。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市场对地缘政治的敏感度将比过去高得多。
去中心化的技术将允许更多专供本地消费的商品被生产出来，这可能对环保有利。在城市住宅墙体或屋顶上种植农产品的高科技“垂直农场”正在兴起，这种农业不易受到气候的影响，可以作为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方案。为了缓解气候变化或地缘政治对自己的冲击，大公司一直在朝着“垂直整合”的方向发展，即拥有更多的产品供应链环节。像3D打印这类尖端制造技术将加速经济模式的本地化转型。此类制造方式可以节省资金、能源和减少气体排放。在疫情期间，3D打印技术帮助某些国家填补了供应链缺口，使得所有东西（无论是口罩、防护设备、检测试剂还是临时住所）都可以在本地“打印”。从2019年到2020年，3D打印市场增长了21%，而且预计到2026年还将翻一番。总的来说，这些趋势预示着本地化制造业将会迅猛发展。
后新自由主义世界
与新自由主义世界一样，后新自由主义世界也将为人类带来机遇和挑战。比如，“去全球化”会引发大量通胀现象（尽管技术将继续带来通缩效果）。乌克兰战争终结了廉价的俄罗斯天然气供应。全球推动碳中和的努力将永久增加化石燃料的使用成本。公司和政府为支撑供应链而大举支出将在短期内催生通胀（尽管这种做法目前只会提振环保技术等战略性行业，但这么做最终将会刺激经济增长，改善那些投资国家的未来财政状况）。与此同时，美联储停止购买美债和反复加息的行为正在促成银根紧缩，推高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
这一新现实的某些方面是好的。指望威权政府提供重要商品总不是个好主意。期望那些政治经济与我们截然不同的国家恪守单一的贸易体制是幼稚的。污染地球环境以生产和长途贩运低端商品不利于环保。保持三十年低利率的后果是造成了危险的非生产性资产泡沫。也就是说，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去全球化的世界也将是一个通胀的世界，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这将迫使政府做出艰难的选择。各国都希望提高本国商品供应的稳定性，但公司或消费者是否愿意为此买单却有待观察。
当美国决策者和商界领袖想要应对这些挑战时，他们必须抛弃传统的经济思维。他们不应该认为去监管化、金融化和超全球化是必经之路，而应该拥抱即将到来的区域化和本地化时代，努力为每一劳工阶层创造有利的经济机会。他们应该重视生产和投资，而不是倚重靠债务驱动的金融活动。他们应该将人视为资产表上的资产，而不是负债。他们应该吸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败教训，从特定地区的经验中吸取特定地区的教训。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在使用过时的经济模型来理解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这种做法在1990年代新自由主义癫狂期都没有奏效，现在肯定也不会奏效。地理位置一直会对市场产生重要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力将会越来越大。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美国《外交事务》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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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参考消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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