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计士雄
民国二十三年(1934),在嘉兴境内(原嘉兴县)所发生的那场旱灾,不仅是在民国时期所遭遇的一次最严重的特大旱灾,亦是嘉兴近百年来历史上所罕见的大旱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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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年秋,我眼疾、胃病、神经衰弱并作,医生嘱我少用眼多休息。闲来无事,我就常到卢表叔公馆去,跟一些同乡故旧晤谈。他们是卢公馆的常客,他们中有开工厂的,有银行家,有公务员,有商人,也有正在交易所中投机的。从他们那里我听到了很多,对于当时的社会现象也看得更清楚了。那时,正是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在津浦线上大战,而世界经济危机又波及到上海的时候。中国的民族工业在外资的压迫和农村动乱、经济破产的影响下,正面临绝境。为了转嫁本身的危机,资本家加紧了对工人的剥削。而工人阶级的斗争也正方兴未艾。翻开报纸,满版是经济不振、市场萧条、工厂倒闭、工人罢工的消息。我又时常从朋友那里得知南方各省的苏维埃红色政权正蓬勃发展,红军粉碎了蒋介石多次的军事围剿,声威日增。尤其彭德怀部红军的攻占长沙,极大的振奋了人心。这些消息虽只片段,但使我鼓舞。当时我就有积累这些材料,加以消化,写一部白色的都市和赤色的农村的交响曲的小说的想法。
我最初设想,这部都市——农村交响曲将分为都市部分和农村部分,都市部分打算写一部三部曲,并且写出了初步的提纲。
都市的第三部分《标金》。表现的要点如下:一、金融资本家只做了军阀的帐房不能调节中国的工业。二、正当国际资本主义没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除了以外人附庸的形式而存在,是没有第二条路的。三、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尚虚言骗人,自称为中国资产阶级。
我本来打算以《棉纱》、《证券》、《标金》三部曲作为新小说的都市部分,而贯穿于此中的一个人就是《棉纱》中厂主之老弟。但是写完了提纲,就觉得这种形式不理想:农村部分是否也要写三部曲?这都市三部曲与农村三部曲又怎样配合、呼应?等等,都不好处理。于是我就搁下了这个计划。
我每星期到刘医生处复诊。两星期后,右眼已经恢复原状,但左目的云翳如故。我耐心养病,左目不看书看报。如是者三个月,刘以祥说我的左目上的云翳也退去了。他说,出乎他的意料,我竟恢复得这样快。我说,这是因为严格遵守你的教导之故。药膏没有用完,刘以祥说可以继续用,每晚临睡前一次,直到用完为止。我也如教。
一九三一年四月下旬,泽民和琴秋要去鄂豫皖苏区了,他们来告别,谈到秋白在四中全会后心情不好,肺病又犯了,现在没有工作;并告诉了我秋白的新住址。于是第二天我和德沚就去看望他们。秋白和之华见了我们很高兴,因为我们有四五个月没有见面了。在叙了家常之后,秋白问我在写什么?我答已写完《路》,现在在写长篇小说,已草成四章,并把前数章的情节告诉他。他听了很感兴趣,又问全书的情节。我说,那就话长了,过几天等我把已写成的几章的原稿带来再详谈罢。过了两天,记得是一个星期日,我带了原稿和各章大纲和德沚又去,时在午后一时。秋白边看原稿,边说他对这几章及整个大纲的意见,直到六时。我们谈得最多的是写农民暴动的一章,也谈到后来的工人罢工。写农民暴动的一章没有提到土地革命,写工人罢工,就大纲看,第三次罢工由赵伯韬挑动起来也不合理,把工人阶级的觉悟降低了。秋白详细地向我介绍了当时红军及各苏区的发展情形,并解释党的政策,何者是成功的,何者是失败的,建议我据以修改农民暴动的一章,并据以写后来的有关农村及工人罢工的章节。正谈得热闹,饭摆上来了,打算吃过晚饭再谈。不料晚饭刚吃完,秋白就接到通知:娘家有事,速去。这是党的机关被破坏,秋白夫妇必须马上转移的暗号。可是匆促间,他们往何处转移呢?我们就带了他俩到我家中去。当时我家在愚园路树德里,住的是三楼厢房。二房东是个商人。我曾对二房东说,我是教书的。现在带了秋白夫妇来,我对二房东说是我的亲戚,来上海治病,不久就要回去。我让孩子睡在地板上,把床让给秋白夫妇睡。之华大概觉得我们太挤了,住了一夜,第二天就转移到别处去了。秋白在我家住了一两个星期。那时天天谈《子夜》。秋白建议我改变吴荪甫、赵伯韬两大集团最后握手言和的结尾,改为一胜一败。这样更能强烈地突出工业资本家斗不过金融买办资本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没有出路的。秋白看原稿极细心。我的原稿上写吴荪甫坐的轿车是福特牌,因为那时上海通行福特。秋白认为像吴荪甫那样的大资本家应当坐更高级的轿车,他建议改为雪铁龙。又说大资本家愤怒绝顶而又绝望就要破坏什么乃至兽性发作。以上各点,我都照改了。但是,关于农民暴动和红军活动,我没有按照他的意见继续写下去,因为我发觉,仅仅根据这方面的一些耳食的材料,是写不好的,而当时我又不可能实地去体验这些生活,与其写成概念化的东西,不如割爱。于是我就把原定的计划再次缩小,又重新改写了分章大纲,这一次是只写都市而不再正面写农村了。但已写好的第四章不忍割舍,还是保留了下来,以至成为全书中的游离部分。这个新的分章大纲比前一个分章大纲简单多了,现在还保存着其中的一部分。
《小说月报》既停刊,连载的计划自然打消,我乃决定写完全书后出单行本。于是在一九三二年,陆续把小说后半部之各章写完。其中写得最不顺手的是关于工厂罢工斗争的部分,这几章的大纲我就二易其稿,并删去了不少横逸的情节。但这些章节仍然是全书中写得最不成功的。我写小说(指长篇小说),往往在写大纲上煞费功夫,反复推敲;一旦正式写作,却常常能一气呵成,很少改动,因此,我的原稿总是十分整洁的。这大概是我写作的一个习惯。也就在我反复推敲那大纲的时候,我决定把题名由《夕阳》改为《子夜》。《子夜》即半夜,既已半夜,快天亮了;这是从当时革命发展的形势而言。 为了进交易所的大门,我打听到商务印书馆大罢工时虹口分店的章郁庵(现在改名阳秋),是交易所的许多经纪人之一。我就找他,请他带我进交易所。他欣然允诺,并对我简短地说明交易所中做买卖的规律及空头、多头之意义。这在别人,也许一时弄不明白。但我则不然。因为交易所中的买卖与我乡的一年一度的叶(桑叶)市有相象之处。每逢春蚕开始,便有几个人开设叶行,其实他们手中并无桑叶。约在蚕汛前三、四个月,开叶行的人们对即将来到的蚕汛有不同的猜度。猜想春蚕不会好的人就向他所认识的农民卖出若干担桑叶,这象是交易所中的空头;猜想春蚕会大熟的,就向镇上甚至邻镇拥有大片桑地而自己不养蚕的地主们预购若干担桑叶,这就象是交易所中做多头的。因为都是预卖或预买,每担桑叶的价格通常是低的,到蚕忙时,如果蚕花大熟,叶价就贵,预卖的不得不买进比他预卖时贵三、四倍的桑叶来应付农民。这样,他就亏本了,甚至破产。而预买的却大获起利。反之,亦然,而预买桑叶愈多者吃亏愈大。叶市约三个月结束,而交易所是每月交割,所不同者止此而已。还有,开叶行的人也常哄传假消息,以使叶价或涨或跌。这些假消息不外是邻近某镇蚕花大熟或大坏之类。说邻镇蚕花大熟,就是说邻镇的桑叶不够了,要到本镇来买若干担,这就使本地叶价涨起来。反之,假消息说邻镇蚕花大坏,邻镇的桑叶就多,要卖到本镇来了,这就使叶价低落。这些关于叶市的知识,以及《子夜》中以丝厂为背景的故事,都是引发我写《春蚕》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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