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王伟报道 崔元日，一位从延边走出的朝鲜族小伙，从小就被北方足球之乡的足球精神吸引，他以文化课全省第172名的成绩考上中山大学日语专业，还入选了中大校足球队。既会日语又会踢球的崔日元，曾被广州富力青训梯队相中，成为了队里的日语翻译兼助教，跟着日本青训教练一干就是八年。这八年当中，他参与了广州富力与武汉三镇的青训，而且还与富力日籍青训教练一起进入驻点学校参与校园足球与富力青训的对接。
为什么要解散？不再搞校园足球了吗？当然要搞。是因为成绩不好了吗？学校在青岛市始终是足球强队。是因为钱吗？也不是。
一次课间，姜秀山看到了两位年轻老师——语文老师王少华和英语老师张振翔带着孩子们踢球的场面，“那时候还没有人在校园里搞足球，还没有‘校园足球’的概念，学校条件很落后，唯一可以开展的体育运动就是足球——只需一块场地、一个球门而已。我自己小时候没踢过足球，但是我知道它是‘世界第一大运动’，所以当时就把足球当做一个切入点，开始发展足球。”
学校为两位教师开了一路绿灯：首先，为他们正式组建学校的男子足球队，并购置足球，安装足球门；其次，积极为他们争取外出交流的机会，并鼓励他们敢于参加各级各类的赛事，进一步拓宽师生踢足球的空间。在开展足球运动的初期，不给任务，不下指标，为他们提供适宜的发展软环境。
2008年，学校男子足球队夺取了第一个胶州市冠军，从此一发不可收拾，2010年开始，更是出现了“井喷现象”，陆续在省、市区级足球比赛中获得佳绩。
快乐足球，第二名也是快乐的
一些重大的市区级足球比赛，姜秀山自己很少亲自“督战”，因为怕给孩子们带来不必要的压力。老师对于孩子们的输赢都会给予肯定。“得了第二名就是输了，进不了四强就失败了，带着这样的心态踢球和比赛我们的孩子何谈快乐。”
发展学生对足球的兴趣是校园足球的功能之一，但是，孩子的兴趣是自由发展且不断变化的，我们不能用专业足球队将学生的兴趣与足球硬生生地捆绑在一起。而且，没能通过选拔进入校队的孩子，很可能会从此对足球失去信心，甚至对体育失去信心，这些都有违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和教育公平原则。
“这是对教育的一个新的解读，校园足球发展到今天了，我也开始尝试借助思考教育来解读足球。”姜秀山认为，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其文化和教育功能有很多，其中有两点最为重要。
国脚池忠国是崔元日在延边一中的师兄，当时池忠国上高三，他上高一，当时池忠国就已经展示出明显高出其他队员的水平。“应该说池忠国前辈是真正从校园足球踢到职业队的球员，后来又成了国脚。池忠国的足球发展路线和日本、韩国的足球队员是一样的，就是校园足球从小学到高中的积累。”崔元日说。
崔元日认为普及的第一个难点是小学阶段足球适龄儿童生源分布不均。“适龄儿童都在学校，学校选拔校队，最多只有U8、U10、U12三支队60人，没被选上的孩子基本与职业足球无缘，因为校外基本没有比较专业的社会俱乐部，而且学校已经把能力最好的学生选走了，大部分社会俱乐部的球员基本处于零基础、天赋少、只能止步于兴趣班的状况。目前430足球社团虽然短时间内可以起到普及的作用，但实际上加剧了分布不均这个现状，因为各式各样的430活动让孩子们基本都是5点半后出校门，社会俱乐部无法在周中开展的周期性训练。”
在崔元日看来，普及的第二个难点是小学阶段教练员水平与球员水平不相匹配。“有能力的教练很难进学校，学校也无法鉴别教练员水平的高低，那么精英培养必定受阻。而校外培训机构的教练又只能教兴趣班，这就导致需要精英培养的球员6年后没有成为精英，需要普及提高的球员还没到6年就已经放弃了足球梦。所以只有把普及与提高做好做大，才能有更多的校园足球人在高中或大学时期进入职业足球的足球人口。”他说。
普及的第三个难点是大部分社会足球俱乐部没有体系化培养规划、职业俱乐部没有自己的培训点位。崔元日说：“对于大部分社会俱乐部来说，能让球员下课后准时来到球场就已成功了一大半，想搭建一套属于自己的培养体系需要有一位打造俱乐部风格以及可以指导年轻教练的青训总监，才能打造体系。目前国内的职业俱乐部虽然有较为完善的梯队培养体系，但没有按照自身青训理念和风格打造的培训网点，而英国、日本等足球发达地区都是由当地的职业足球俱乐部肩负起普及足球运动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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