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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2022年近30种中文学术期刊（包括港台地区）遴选出在研究问题、观点视角以及论证方式等方面较为创新的新闻学论文，并从新闻研究元问题、新冠疫情下的新闻报道的媒介建构、新闻从业者研究、数字新闻生产的平台逻辑、新闻接受者研究、嬗变的新闻真实性、中国新闻业转型研究、新闻职业伦理的多维视角、中国新闻场域中的地方实践以及中国新闻史研究等十个话题勾勒过去一年中国新闻学的知识版图。研究发现，2022年中国新闻学研究的主要特点呈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新闻理论研究注重对学科范式与经典新闻观念的持续反思；二是，研究者们在平台逻辑与新闻业转型的双重语境下聚焦新闻生产的多元行动者，其中新闻从业者研究尤其凸显，体现了数字技术迷思在学术场域中的祛魅；三是，新闻史研究着力凸显以报刊实践为中心的传统研究路径，注重对报刊的社会话语建构、报界边缘群体以及报刊空间实践等议题的开掘与深耕。
作者简介
《国际新闻界》新闻学年度综述课题组成员包括：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束开荣，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博士；张世超、刘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本文从2022年近30种中文学术期刊（包括港台地区）遴选出在研究问题、观点视角以及论证方式等方面较为创新的新闻学论文，并从新闻研究元问题、新冠疫情报道的媒介建构、新闻从业者研究、数字新闻生产的平台逻辑、新闻接受者研究、嬗变的新闻真实性、中国新闻业转型研究、新闻职业伦理的多维视角、中国新闻场域中的地方实践以及中国新闻史研究等十个话题勾勒过去一年中国新闻学的知识版图。
一
新闻研究元问题：
学科性质、新闻交往与新闻时间
2022年的新闻理论研究在数字新闻学的实践语境下继续向前推进。相关研究在构建中国新闻理论创新的本土化及其宏观愿景的同时，立足于中国新闻业的时空变迁，强调职业新闻观念逐渐式微与新闻学新范式、新观念的涌现及不确定性。
首先，在纷繁复杂的新闻实践中厘清中国当代新闻学的性质是关系到中国新闻理论发展方向与创新可能的元问题，也是构建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前提。当代中国新闻学，是当代中国语境中现代性、理论性、社会性和阶级性（集中表现为党性）相统一的新闻学，当代中国新闻学，无论在历时性上还是在共时性上，都属于中国新闻学、世界新闻学的构成部分，并不是新闻学的全部（杨保军，2022a）。此外，就中国新闻理论所持有的历史观而言，需要突破以西方现代化理论为根基的线性历史观，在中西方文明碰撞交流的跨文化视野中确立以中国历史发展实践为坐标的理论主体性（赵月枝，陈欧帆，2022）。当然，中国新闻学所处的历史时空兼具本土性与普遍性，在观念更迭上，数字新闻业生态的不断生成促使新闻理论研究在全球范围内的范式转型，由此，新闻实践不再是职业工作者和专业新闻媒体垄断的特权，“新新闻观念”强调新闻是包括职业工作者与其他社会主体在内的多元主体协商、对话的产物，是一种文化协商机制与社会个体参与公共生活的方式（杨保军，张博，2022）。在此基础上，研究者提出新闻学的交往范式，将作为交往中介/交往方式的新闻放在新闻学研究的核心位置，认为以交往为核心的新闻学理论建构是新闻学理论体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创新与发展的重要方向（李泓江，2022）。
其次，作为现代新闻业运作、新闻传播主体关系的基础问题，新闻的时间观念是理解新闻之于人类生存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理论面向。在当前的加速社会语境下，数字新闻业对时间效率和速度的极致追求，新闻时间的序列感消失，新闻成为一种无序化的事件碎片，新闻时间的象征性意义被消解（涂凌波，赵奥博，2022）。也就是说，从“新闻业时代”到“后新闻业时代”的变迁过程中，不同新闻活动主体（尤其是非职业新闻传播者、新闻收受者）开始跳脱由职业新闻从业者建构的新闻时间框架，新闻时间系统呈现出零散、杂乱、无序的状态。当前，如何重建不同新闻时间要素之间秩序良好的弹性化新闻时间，成为数字新闻时间观念体系的核心问题（杨保军，孙新，2022a）。此外，与新闻时间的不确定性相比，表征社会与世界的不确定性本身却是新闻媒体保持新闻可信性进而获得公信力的重要方式。不确定性的复杂性决定了媒体面对不确定性新闻时在事实、公众、专家、决策者，以及媒体的价值立场等关系框架和因素中，如何客观专业地处置、解释传播不确定性及生产知识，促进公众在理解不确定性的基础上更好地认知世界（陈刚，解晴晴，2022）。
二
新冠疫情中的新闻、国家与社会：
疫情报道的媒介建构
三年来，由新冠疫情所激发的社会实践情境深入地影响并形塑着中国新闻媒体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媒介建构方式，诸如报道隐喻、新闻策展以及新闻回避等研究议题被着重凸显。在这个意义上，发生于新闻生态系统外部的新冠疫情及其所蕴含的“危机”“不确定性”“转向”等实践症候俨然成为管窥当下中国新闻业内部变迁及其与社会和国家间关系的“关键事件”（李拓，白红义，2022a）。
在具体的疫情报道方面，研究发现，战争隐喻、家庭隐喻与身体隐喻散见于疫情防控期间的媒体报道中。首先，战争隐喻被高频使用，主流媒体建构了结构性的战争隐喻系统，并构成不同的战争类型，防控疫情的相关人员被隐喻为“战斗者”，防控措施对应不同的战争行为，公共区域与私人领域也都被纳入为“作战区域”，防疫“战争”被高度日常化（宋素红，陈艳明，2022）。应该说，疫情报道中的战争隐喻不仅达成了媒体议程设置的共鸣效果（陈阳，周思宇，2022），还有力地型塑了统一的防疫认知。从历史维度来看，隐喻具有系统性和文化连贯性（莱考夫，约翰逊，1980/2015），防疫举措与战争经验的互构可以追溯到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化”与广泛的社会动员是疾病防控与卫生运动的一贯举措。因此战争隐喻的广泛运用也是历史中沉淀的集体记忆（宋素红，陈艳明，2022）。其次，疫情报道中的家庭隐喻和身体隐喻也较为常见，依托古代中国衍生而来的家国同构和国家身体思维模式，疫情报道借由家庭隐喻和身体隐喻凝聚“想象的共同体”，凸显共同体利益的重要地位，确证了群体身份与归属感。值得注意的是，党报与市场化媒体在使用隐喻方面虽有共同之处，但亦对同一隐喻类型采取了差异化的隐喻建构策略，二者有选择地使用隐喻强调疫情的不同面向（陈阳，周思宇，2022）。
此外，作为关键事件的新冠疫情还促成了新的新闻类型。一方面，新闻用户使用社交媒介的信息期望与社会期望均会促进其对社交媒介新闻内容的精细处理，进而将浏览的新冠相关的新闻信息整合、重新评价并分享在社交媒体上，形成基于社交媒介的策展新闻。在关于新冠疫苗的接种意愿扩散过程中，社交媒介策展新冠疫苗新闻扮演着重要的推动角色（解庆锋，2022）。另一方面，与疫情相伴随的还有“信息疫情”、信息过载、虚假信息等问题的盛行，使得新闻回避作为一种全球现象在新冠疫情中被凸显出来，不少新闻用户在特定时间内有意识地、主动地忽视、逃避或拒绝某些或全部新闻内容，以期重建自身认知的优先级。但这对于新冠疫情中的新闻业来说无疑是一种危机的表征，它可能意味着新闻媒体在连接社会、凝聚共识、塑造公共文化等方面的能力被削弱（常江，李思雪，2022）。为了重获公众信任，建设性新闻被寄予厚望。研究发现，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建设性新闻可以给新闻用户带来更多的积极情感、更少的消极情感，而且使得用户对事件的态度更加积极，且不会降低他们对新闻价值的评估（徐敬宏，张如坤，朱奕，2022）。
三
新闻从业者研究：
弹性工作制、劳动过程与职业合法性
当前，数字技术在全方位嵌入和改造新闻生产模式的同时，也在深入地浸润着机构化媒体的新闻从业者。过去一年，研究者们在新闻从业者研究方面用力甚勤，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数字技术迷思在学术场域中的祛魅过程。其中，研究者们侧重于反思新传播技术语境下的弹性工作制、流量驱动机制、劳动过程以及职业合法性等议题。
伴随着机构权威和新闻行业“奖赏性权力”的弱化，在弹性工作制下，新闻从业者的“面对面互动”大幅减少，编辑室控制更多是在微信群、办公软件群等网络环境中实施。工作群作为虚拟编辑部，不仅是工作场所的线上延伸，还叠加了人际互动中的其他功能，增加了传统人际互动的可见性，新闻从业者就此发展出一套适应网络互动特点的博弈与协商机制（王敏，2022）。同时，新闻劳动的媒介化及其在线化还体现在其对于新闻从业者通勤空间的征用，他们即使在路上也要随时进行工作并时刻保持连接，形成一种“流动办公”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虽然记者们面对的是去实体化的新闻编辑部，但是无形的制度惯例仍然经由技术中介物被挪移和保留下来（王昀，张逸凡，2022）。而且，这种看似弹性的工作方式体现着常态规范的劳动控制，“弹性”本身亦成为一种模糊可变的实践概念，可以不断调整，新闻从业者因此很难确定本职工作的基本边界，进而投入大量额外的精力和时间（余沐芩，宋素红，2022）。
当前，驱动数字新闻生产的核心目标之一是持续不断地卷入用户数据和可用资本，不同类型的新闻媒体对于内容流向与流量的动态调节往往会以数据指标的方式体现出来，这些指标进而成为内容价值评判体系的重要参数（彭兰，2022）。研究发现，典型的市场化媒体都对社交媒体的流量逻辑进行了有限接纳，“标题党”“煽情表达”和“人情味”等文本特征对“阅读量”“点赞量”的提升作用显著（韩德勋，黄杰，2022）。不难理解，新闻生产对于流量数据的追逐和推崇，使得新闻从业者不得不将流量指标内化为对“客观性”和“工作能力”的认知，这不仅消解了新闻从业者对流量融入劳动过程的反思，还让他们不得不接纳流量指标主导下的业绩考核。而从业者“逆流量化生存”的有限行动策略，在本质上并未赋予其对抗数字化时代流量指标的能力（余沐芩，宋素红，2022）。此外，从性别维度来看，女性记者的劳动处境更加值得重视。研究发现，对于很多女性记者来说，选择记者工作的原因主要包括时间灵活、能兼顾家庭生活等，但是这种加速、永久在线的工作节奏使得她们在承担生育职责的同时感受到更大的压力，繁忙的家庭事务也令她们难以脱身去学习新的职业技能，进而阻碍女性记者适应并发挥自身在媒介转型环境中的个体能动性（何映霏，2022）。
数字技术语境下，新闻职业合法性所受到的冲击和挑战已是不争的学术共识。但在实践场域，新闻从业者并未放弃对自身作为新闻生态中合法报道者角色的强化与重建。一方面，这种合法性来源于新闻从业者的自我言说。研究发现，每年的记者节被视为职业合法性集中建构的重要契机，新闻媒体以社论或评论形式致力于刻画记者在现场、追问真相以及进行有温度的报道，体现记者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角色，甚至用英雄主义的叙事框架来塑造记者形象。同时，相关话语建构对职业新闻记者工作环境的描述也充满了危机论调（孟晖，陈曦，2022）。面对不确定的当下，记者群体利用社交媒体构建“记者圈”，经由职业惯性的驱使，新闻记者在圈内的私下对话与职业生产、公共生活之间形成“出圈”和“返圈”的互动生态（彭华新，宋思茹，2022）。
另一方面，新闻业外围的其他行动者也会影响新闻职业合法性的稳定程度。新技术的冲击与行业生态的剧烈改变，在给新闻业带来危机的同时也给予新闻从业者更多空间发挥创意。研究发现，新闻从业者在平衡媒体资源与个人能力的前提下不断利用各种新媒体技术为新闻加入创意元素，挖掘各种创新模式来表达内容，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技术征用在新闻从业者看来并不一定与自身所追求的平衡、求真、准确等信念相冲突（陈颕琳，裴浩辉，2022）。此外，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实践也在不断开拓职业合法性的话语边界。以中国新闻奖自2018年开始设立媒体融合奖为例，研究发现，四年来获得此奖项的近200篇新闻作品注重新闻情感话语的建构，新闻从业者利用技术可供性赋能新闻的“情感唤醒”，进而激发符号共振（詹恂，祝丹文，2022）。这种聚焦共同情感的叙事也符合全球新闻在后真相时代的情感转向。就职业合法性的空间边界而言，不同媒体机构从业者间的连接与交换、对话与交流机制是中国新闻从业者融入世界新闻社群的重要路径。当前，越来越多的中国驻外记者探索着中国与世界打交道的不确定性和可能性（单波，李龙腾，2022）。
四
数字新闻生产的平台逻辑：
基于智能与人类的关系视角
近年来，主导新闻生产剧烈变革的关键变量即是互联网平台。平台作为一种数字基础设施，迅速成为新闻生产研究的新客体。平台借助技术与资本的优势成为新闻生产场域中非常重要的新入场者（白红义，2022）。当前，由平台逻辑驱动的各种智能场景将新闻生产由封闭的文本生产与传播系统（姜华，张涛甫，2022），迅速扩大并构建为一种包含人类、智能技术以及平台等多元行动者在内的关系场域。
首先，就新闻生产的全过程而言，平台逻辑塑造了多类型和多模式的实践关系，譬如媒体机构之间的协作网络、记者与消息来源的关系、新闻用户之间的影响关系等，多模式的关系双方既可以是同质的（如媒体-媒体、记者-记者），也可以是异质的（如媒体-记者、记者-用户，或者技术/功能-人）（黄文森，2022）。在关系场域的框架下，新闻生产中的人类行动者与智能技术受到新闻学者们的持续关注。智能机器既作为工具、渠道，也作为行动主体参与到数字新闻系统中，它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新闻生产的基础结构、生产思维与模式以及价值评价体系，与此同时，由智能技术连通性所构建的机器网络与内容网络均会在某些情形下出现“断连”现象，因此平台逻辑下的智能技术虽然铺垫了新闻生产的基础架构，但人-机互动中的“断连”增加了数字生产中的不确定性（彭兰，2022）。
其次，平台逻辑下的算法技术被认为是当下影响数字新闻生产的关键技术。算法技术贯穿在新闻文本的生产、审核、分发、反馈等各个环节。面对算法技术在职业场景中所构建的人-机关系，一方面，新闻从业者选择以“新闻专业性”在算法技术中的缺失作为话语策略来维护自身的职业权威，并且这种凸显人类群体相对于智能技术之能动性的行动策略正在被不断强调与放大；另一方面，从业者也常常调用“创新性技术”话语以动态调适算法技术在智能新闻生产中对人-机关系主导力（王琪，朱巧燕，2022）。这种调适所体现的人与技术之间的协同过程蕴含着深入互动与彼此驯化，算法的“人格化”与人的“算法化”相互交织。二者深刻改变新闻审核机制，形成人机合作的新闻把关，有关重要性、接近性、时效性等新闻价值也在人与算法的协同中进一步彰显（吴璟薇，杨鹏成，丁宇涵，2022）。此外，从整体的智能技术场景着眼，由人主体作为直接行动者而形成的“人主体新闻”与由智能体作为直接行动者形成的“智能体新闻”也构建了包括辅助、协作与共融在内的多种关系形态。人主体新闻与智能体新闻的关系，表现为人主体新闻的“主体性”与智能体新闻“拟主体性”之间的关系， 实质上是以智能体为中介建构的人与人之间的新闻关系（杨保军，孙新，2022b）。
五
新闻接受者研究：
新闻偶遇、用户感知与情感结构
2022年，基于媒介与受众经典框架的新闻消费研究不再停留于用户对新闻的接受与态度，而是进一步延伸至行为参与层面。相关研究不仅探索了中介因素如新闻推送方式、用户感知、情感结构等对新闻接受与参与产生的影响，而且关注了VR新闻和算法新闻等特殊形式的新闻实践以及多元主题新闻的接受路径与参与机制。
首先，近年来新闻偶遇成为一种主流的新闻接触方式。研究发现用户的新闻参与行为频次由浅层新闻参与阶段（新闻曝光）到深层新闻参与阶段（新闻阅读、新闻互动）逐层递减。其中，用户主动性较低的新闻曝光行为其后续深层的新闻参与行为也较少。算法新闻推荐尽管经过了筛选，但后续深度参与新闻的频次并未得到显著提升（邓依林，张子恒，张伦，吴晔，2022）。作为另类的新闻推荐形式，人工新闻推送是由编辑策划选择新闻内容进行推送的“反推荐算法”实践，它能有效提升受众新闻消费多样性。但主动性越高的受众，其新闻消费多样性随时间下降的趋势越明显。相较而言，主动性较低的受众“偶遇”多元信息的可能性反而更大（张伦，邓依林，吴晔，2022）。可见，相较于“主动寻找新闻”，“偶然接触新闻”成为更加主流的新闻获取方式。但“偶遇”所能获取的知识效应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尽管幽默语境、弱关系社交网络、高信任度或高知识水平的信源、较高的主题冲突性均会增加偶然新闻的知识效应。但如果过度依赖“偶遇”，形成过高的“新闻找到我”感知，则会阻碍知识的获取（万旋傲，2022）。
其次，用户对新闻的技术感知与可信度感知持续影响特定类型的新闻接受与参与。研究发现，感知技术特征和感知技术适应程度影响了用户VR新闻的使用体验。技术感知会构筑关于VR新闻的“游戏性想象”，用户对VR新闻的使用体验更偏向技术性，技术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和特征比内容更具吸引力（李唯嘉，周泉，2022）。此外，有研究则在人机传播的视域下，探讨用户对算法新闻可信度的感知。研究发现，一般情况下，用户对署名为算法的新闻可信度感知显著高于对署名为人类记者的可信度感知。这一差异是因为用户认为算法所含有的“偏见”比人类记者更低。尽管一种可信任的人机关系似乎值得期待，但人机信任高于人类信任的现象仍值得深思（蒋忠波，师雪梅，张宏博，2022）。
最后，情感力仍在当前数字新闻生产、传播与接受网络中扮演核心角色。数字新闻接受分为个体认知范式的“原子化认知”与群体接受范式的“反思性社群”两条基本路径。前者是指用户对新闻内容的选择、感知与理解都以个人的日常经验与情感结构为基础；后者是指新闻用户在社群内部进行情感交流与公共表达，对用户来说，更重要的是新闻内容为其确立个体认知与情感联系提供话语资源的能力（田浩，2022）。而“反思性社群”在数字媒体平台上的主要表征是“情感公众”，主流媒体受众观也由群众观转为“情感群众”观。这里的情感不仅指喜怒哀乐等作为内在感受的情感，更是一种作为动员策略的情感，这一观念变迁影响了主流媒体的内容生产（陈阳，周子杰，2022）。也有研究发现，在环境议题的新闻实践中，面对雾霾治理的正面情绪会提升新闻用户参与环保的意愿与动力。这意味着情感可以作为独立变量而非环境变量的某个维度来考察用户环境认知与环境行为之间的动力机制（李宗亚，2022）。
六
嬗变的新闻真实性：
观念演进与事实核查
新闻真实观念的嬗变作为新闻本体论研究的重要面向一直处在进行时。研究者在新闻真实的认识论与价值论之外，以更加历时性和本土化的视角阐释了新闻真实观在中国的意义演变。同时，研究者注重从应然的价值论述转为更为实然的经验研究，探索新闻真实实践的未来走向。
就观念演进而言，新闻真实性在中国的意义旅行与剧烈的社会变迁和时代需求密不可分。清末民初，新闻真实性寄托了知识分子介入国是、共御外侮的现代化理想；延安时期，这一概念突出为“为人民服务”的“群众性”特征；改革开放后，新闻真实性成为传媒市场化改革的正当性基础。而在数字时代，新闻真实的核心地位受到多重挑战，多元行动者纷纷利用付费订阅、事实核查、推动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等方式，展开与流量博弈乃至共存的可能（周海燕，张舜杰，2022）。至于新闻真实性的未来走向，研究认为，相对于传统新闻时代基于传受真实的“报道真实观”，后新闻业时代形成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有机真实观”，但这仍是一种侧重传播真实而对收受真实关注不足的观念。面向未来，应进一步把收受真实纳入新闻真实观念系统，构建科学合理的“全程真实观”（杨保军，2022b）。此外，有研究者从新闻真实的反面——“人们为什么相信假新闻”出发，展示关于新闻真实性的另类思考。研究表明，人们在面对假新闻时，不论与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是否一致，具有分析式思维习惯的人均具备更强的辨析能力。这意味着解决假新闻传播的可行途径是教育发展公民的分析性和批判性思维（李艳红，刘佳诺，2022）。
就新闻真实的实践而言，研究者从新闻真实的“关系”视角与“事实核查”的规范性问题，提出了更具有经验色彩的实践路径。构筑新闻真实的“关系”实践被视为数字时代获得公众信任的重要途径，以此连通新闻真实与公众的主观信任感，进而将新闻真实性从新闻的一种本质属性转化为一个操作性的概念（王辰瑶，2022a）。同时，公众参与事实核查不可忽视，有研究者提出“参与式事实核查”模式，这是一种面向公众、多重行动者躬身其间的事实核查行动取向。其规范性标准包括事实核查过程的专业常规、原则的透明度、职业驱动等，由此所确立的新闻活动认知权威，奠定了开展公共讨论、塑造共识、影响公共政策的实践基础（闫文捷，刘于思，周睿鸣，2022）。在更为复杂的情境化场景中，新闻记者会机动灵活地使用事实核查来贯彻新闻真实的职业观念。当查证成本越低、新闻效益越强、查证不足的风险越大时，记者采取查证的可能性越高，更甚之，即便是已完成的报道，记者仍会出于发掘新闻、积累知识、对信源的感知和降低未来查证成本的需求，继续进行查证（江静之，2022）。
七
中国新闻业转型研究：
历史语境与现实场景
中国新闻业转型研究是近年来国内新闻学者持续关注的老议题，如何避免该议题研究的内卷化关系到新闻学术界对知识生产与路径依赖的突围。2022年，相关研究着力创新中国新闻业转型研究的理论视角、实践面向及其方法论反思，在历史语境与现实场景的比对中探索中国新闻业转型研究的本土化。
从传统新闻业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历程来看，当前新闻业转型背后所蕴含的危机是相对的。研究认为，数字传播技术的广泛介入，使得传统新闻业不断被新的“闯入者”突破，这是以往相对稳固的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出现松动甚至是急剧弱化的表现。表面的危机之下，传统新闻业的权威性资源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与新新闻业相比处于弱势地位的配置性资源（用户、技术革新与市场）也并非全无拓展空间（姜华，张涛甫，2022）。就中国新闻业所处的历史脉络而言，当前的转型实践凸显了中国新闻业的代际更替，即“改革开放一代”与“数字一代”，前者多以主动的倡导型记者（譬如调查记者）为代表，该群体代表一个活跃和连贯的“世代单元”，而后者更多以务实、被动的“日常记者”这一世代样态存在，二者之间的代际转换映射了中国新闻业过去三十年以来的历史与现实（王海燕，2022）。可见，尽管新闻业转型是全球范围内的普遍趋势，但如何回应中国新闻业的本土转型实践，是摆在新闻研究者面前的理论挑战。对此，研究者试图突破西方解释框架，以组织社会学视角审视中国新闻业的转型策略，研究发现，我国新闻业转型以对地方性行政力量的市场化依附为典型特征，具体表现为市场合法性的重构、效率优先和混合型新闻文化的形成（尹连根，王海燕，2022）。
在具体的新闻业转型实践中，研究者们着重把视野锚定转型过程中的新闻创新。就当前新闻组织内外的视频创新而言，调适与逸出成为职业新闻机构应对数字技术冲击的两套相互关联的行动策略。前者仰赖从业者在专业导向的产品评价和精确量化的用户反馈之间进行平衡与妥协，后者试图在新闻场域外继续作为市场主体提供严肃内容的公共服务（周睿鸣，2022）。由此所反映出的新闻创新展现了中国新闻业转型过程中的行动主义立场，这种立场所涌现的调适性创新、关系性创新与生产性创新并不否认结构、制度或秩序的重要性，但必须对新闻领域的转型与创造性行动给予优先于结构和制度的考量，否则就难以解释新闻领域的变化（王辰瑶，2022b）。此外，在探索新闻业本土化实践与理论关系的同时，对方法论层面的反思亦有必要，因为中国新闻业的数字转型使得基于新闻编辑室的田野调查持续面临再造与重构的挑战。对此，研究认为应跳出单一的组织社会学框架，更多引入媒介人类学的学术资源，以真正实现“嵌入式”地观察媒体生产、传播与社会生活的互构关系，并形成整体的、批判的、多点的研究取向（王敏，2022）。
八
新闻职业伦理的多维视角：
新闻透明性、职业权威与边界工作
随着近年来多元行动者参与数字新闻实践的程度持续加深，研究者对新闻实践的规范性思考推进至职业伦理层面。一方面，相关研究对新闻透明性、职业权威等经典概念进行了中国本土语境下的探索与发展；另一方面，研究者对新闻职业伦理和规范的探讨与争议过程也在不断生产着数字时代新闻伦理规范的方法论与操作技术。
首先，在讨论新闻职业伦理与规范的相关概念时，不同国家与地区新闻实践的差异性和本土特征尤为重要。在逆全球化浪潮中，全球新闻伦理不得不面对普遍主义理念难以回应道德特殊性、正义理念难以满足民族主义需求以及文化多元背景下的东西方价值理念的困境。为适应不同的本土环境，研究者们提出以虚拟世界主义理论调和记者身份认同矛盾、以关怀伦理代替正义理念为记者提供新立场、以对话伦理提高全球新闻伦理的开放包容性（牛静，毕璐健，2022）。具体而言，近年来透明性逐渐成为全球新闻伦理探讨的焦点，其与情感、职业权威、行动者网络等概念之间的实践关系值得探究。研究发现，新闻透明性不仅超越了理性与情感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将工作者从情感中解放出来，还是重建连接、重塑职业权威的重要方式（涂凌波，张天放，2022）。当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透明性作为一种新职业规范，越来越制度化。透明性在实践过程中呈现出的技术外包、新闻机构主导、有限透明特征，使其成为新的策略性仪式，用于恢复新闻业的可信度、维护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权威（白红义，雷悦雯，2022）。由此，数字时代的新闻权威内涵愈加清晰、解读日趋多元化。作为一个起源于社会学领域的典型的建构主义概念，尽管新闻权威的起源和入场有着浓郁的西方色彩，但在其本土化过程中，中国研究者们强调了中国新闻场域的独特性，使其保留了最初的建构属性，并成为新闻职业伦理与规范研究的重要概念（李拓，白红义，2022b）。
其次，新闻职业伦理规范的方法与技术在约束与赋权的主题中不断发展。媒体机构中新闻条线的划分体现了记者在实际工作的职业伦理观念与规范标准。研究发现，新闻条线奠定了记者日常实践的基本结构。条线设置一方面限制着记者的报道主题和工作常规，另一方面为记者提供了积累职业技能和职业权威所需的各类资源，拓展了记者的行动能力和自主空间。条线是记者与机构之间的中介地带，条线的分配与变迁则体现了组织权力与个人意志的协商（张洋，2022）。换个角度，对新闻用户而言，媒体机构也会通过合作、隔离及让渡的边界工作来协商其与UGC之间的关系。合作策略构筑用户的共同体想象，建立“互动的幻觉”；隔离策略通过物理隔离划分PGC（专业生产内容）和 UGC之间的界限；让渡策略则是将故事讲述者和事实守护人的社会角色让渡于用户，为新闻补充普通人视角（黄春燕，尹连根，2022）。可见，新闻机构、从业者与用户等新闻场域内的多元行动者通过复杂而又充满张力的现实实践，重新定义并阐释着数字时代的新闻职业伦理与规范。
九
中国新闻场域中的地方实践：
县级融媒体与都市新闻机构
在中国新闻场域的生态系统中，新闻机构的地方性及其所蕴含的制度与市场的双重实践常常淹没于全国性主流媒体与媒介融合的学术话语。过去一年，相关研究就县级融媒体与都市新闻机构这两个着力点重新发现中国新闻场域中的地方实践。
作为近年来中国新闻场域中的一种制度化安排，县级融媒体逐渐从媒介基础设施的技术配置转向对基层公共生活的深入浸润。研究发现，县级融媒体是镶嵌在中国县域治理的微观圈层组织，它既联结本地民众构成公共圈层，也在与各级政府部门、上级媒体机构与商业平台的互动中进行利益交换与权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媒体、商业、公共三个圈层各自发挥独立的职能，又在彼此交织中走向“破圈”（赵海明，郭小安，2022）。可见，县级融媒体基于地方的社会互动生产出多维的“人地关系”，这不仅是对技术变革的现实回应，还是全球化时代地方性得以重建的可能路径，它通过贴近民生的多元服务，深刻勾连社会现实，在人与机构、人与人之间形成网络化关系与地方依赖，重塑“可交往”与“可沟通”的地方（黄伟迪，王钰涵，2022）。县级融媒体中心对地方性的再造，其落脚点在于参与县域地方的协同治理，研究认为，以信息网络居间者为成长目标，县级融媒体中心应把信息流协调作为主要治理任务，它们迫切需要在制度革新和自主转型的结合下成长为一个协作灵活和保持开放的网络组织，由此建立区域联盟合力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创新（邓又溪，朱春阳，2022）。
在媒介融合与新传播技术冲击的宏观语境中，都市新闻机构的地方实践鲜少进入新闻学者们的研究视野。相较于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制度化推进，都市新闻机构始终需要在非制度化的创新探索中寻求区域化的市场生存。研究发现，当前如果仅仅把新闻业危机或新闻业创新作为一个整体来考量，很可能会因为忽略都市新闻业面临的特有挑战而难以形成准确的危机诊断（王辰瑶，2022c）。就基本新闻业务而言，地方新闻机构的内容生产对社交媒体和平台媒体的高度媒介化依赖塑造了一种基于远程报道的新闻常规，而这种报道方式消解了都市新闻媒体的地方性，使其在事实核查、地方性知识、受众信任与新闻权威上面临诸多困境（周子杰，2022）。为了应对上述“媒介化风险”与“消失的地方”所带来的双重挑战，其创新路径和转型方向并非由技术驱动，而是要更好地满足大都市社会活跃用户的多元需求、建立起对地方事务权威及时的报道网络、形成与地方机构长期的建设性互动，促成良好的地方新闻生态系统和舆论环境（王辰瑶，2022c）。
十
中国新闻史研究：
话语生产、边缘群体与空间实践
2022年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在继续拓宽理论视野与议题边界的基础上重新聚焦以报刊实践为中心的传统研究路径。相关研究着力凸显近代报刊的事实话语、文本生产及其社会建构这一经典议题，与此同时，研究者们注重对报界边缘群体以及报刊空间实践等新兴议题的深耕与开掘。
过去一年，作为新闻史论的核心理论问题，新闻与事实、报刊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和话语建构再次回到不少研究者们的讨论中心。对近代新闻界“事实”话语的系统梳理后发现，清末以来，新闻界的“事实”表述始终嵌入在“事实-言论”的二元框架中，从“言论为事实之母”到“言论必于事实上负责任”的话语变迁，最终促成彼时新闻界重“事实”，轻“言论”的认知取向（操瑞青，2022a）。与这一颇具现代意味的事实话语不同，在19世纪的近代中国，报刊界对新闻纪事的理解主要借助古老中国的史学传统为西来新报在彼时社会找到一个特定的文化位置，它从新闻记事的“野史”定位起步，进而走向媒体实践的“良史”取向，并最终将新式报刊视为“史官”的分支，呈现出史学传统中的符号资源不断向新式报刊渗透的过程（操瑞青，2022b）。与此类似，晚清官报为了本土化地调适西方报刊的新闻体例，在新闻文本的生产中引入中国传统记事文体，即地方志的写作手法与表达方式，据此发展出一种接近于事实话语的客观表征——社会调查，它在彼时成为一种区别于新闻与论说的地方社会知识（丁捷，2022）。经由新闻“事实”话语变迁所彰显的报刊实践及其观念与社会建构也为研究者们深入探查。作为近代新闻界主流大报的对立面，以上海小报为代表的中国小报终其半个多世纪的生命历程都在建构和争夺自身的正当性，通过与美国小报的比较研究发现，小报正当性的持续建构乃是中国近代独特的新闻文化现象，建构过程的兴衰映射了报刊实践与中国政治-社会语境之关系的剧烈变迁（李时新，刘梦禧，2022）。就近代报刊对性别政治的社会建构而言，晚清中国女性议题在以《万国公报》与《时务报》为代表的话语生产中实现了“可见性”与“合法化”，并由此从传教士报刊中的女性个体权益被置换为维新报刊中的国家利益，不同的报刊以其相异的实践方式，参与有关女性的公共言说，并共同影响了女性在公共话语领域的现身方式（周怡靓，2022）。此外，国货运动期间，近代报刊积极参与民族主义思潮并建构了中国民族意识。研究发现，洋货潮流在中国民族意识的生成过程中发挥了作为排斥者和参照物的双重作用，通过对洋货时尚性的批判和国货之“摩登”意义的再生产，一定程度上回应和平衡了个体追求时髦与道德失范、表达个性差异和实现民族集体身份之间的实践矛盾（陈雅莉，2022）。
与新闻史研究惯常聚焦报人圈子、名记者群体的主流视角不同，2022年的相关论文着重观照中国民间与官方报刊实践中的边缘群体。对近代报贩群体的考察发现，由于报馆在中国近代报业发行组织与销售网络中的系统性缺席，报贩群体得以从“边缘”个体逐渐发展为左右中国报业运营的“潜在势力”，由此形成报贩组织对中国近代报业发行的长期垄断与控制，报馆与报贩之间既协商合作又矛盾冲突的复杂关系折射了中国近代报业经营的困难与孱弱（齐辉，张蒙，2022）。为了突破报贩集团对报刊发行业务的把控，民国时期的不少报馆（譬如申报、大公报等）以雇佣报童的方式构建出一幅大都市流动售报的声音景观。作为一种因应彼时社会都市语境下的职业形态，报童既具有基础性的体力劳动性质，也具有思想认识层次的较高要求，体现出报童鲜明的社会阶层意识，报童群体逐步形成了各具特征偏向的自我身份建构（刘钰潭，2022）。此外，对中国古代官报滥觞——唐代进奏院状读者群体的研究发现，状报的诞生主要是中唐藩镇势力壮大以后对传统政治传播模式的扭转，虽然密集高效的驿递网络等支撑官报面向整个官僚系统发行的物质条件在唐代早已具备，但状报读者群体始终受限，其根源在于当时特殊的政治形式以及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布局（魏海岩，彭翠，宋伟龙，2022）。
中国近代报刊不仅是彼时宏大历史脉络的产物，它们的发展和存续也依托特定的空间与地方。报刊自身的都市空间实践以及它们所形成的空间流动网络在过去一年开始牵引国内新闻史研究者的注意力。在市民社会的空间体验中，以民国时期成都《新新新闻》为中心的研究发现，一方面，报刊作为国家权力和地方精英的“话语工具”参与对茶馆空间秩序的改造与规训；另一方面，媒介书写延伸了茶馆作为谈话和交流的空间与信息关系网络（向莲君，2022）。视野转向更为广阔的信息交换网络，《北华捷报》作为西方商人在华办报时间最长的英文报刊，全球信息网络是它构筑侨居英语社群与世界之间沟通平台的基础，由不同媒介改装而形成的转引网络，使这份报纸可以出入不同阶层的读者圈，适应不同情境下的信息利用，并成为此时西方势力在海外扩张的信息网络支撑（骆世查，2022）。在更为晚近的革命语境下，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国民通讯社构成中共在上海组织动员的重要环节，研究发现，创办于国统区的国民通讯社及其新闻实践，反映了民营大报占据的新闻舆论空间中中共政治主张以曲折方式“在场”，此过程蕴含着以通讯社为纽带、以新闻发布为方式，联通政治主张与媒介呈现的新闻政策微观实践（张朋，2022）。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3年第1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小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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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是在Web2.0时代兴起的。Web2.0时代指的是互联网技术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用户可以自由参与内容的创作和分享，互联网逐渐从信息发布的单向传播转变为用户参与互动的双向交流。这一时期的到来，使得自媒体得以迅速发展。自媒体类型主要分为个人自媒体和企业自媒体两大类。个人自媒体主要指以个人名义进行内容创作和传播的自媒体。企业自媒体则是指以企业名义进行内容创作和传播的自媒体。
国内自媒体的发展非常迅速，从微博、微信公众号、新浪博客到今日头条、知乎、B站等，越来越多的自媒体平台涌现出来。自媒体逐渐成为了信息传播、舆论引导、消费引导等多个领域的重要力量。自媒体不仅可以为用户提供便捷的信息获取渠道，还能够带来更加多样化的内容和观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2年初，国内自媒体用户数已经超过6亿，自媒体行业的市场规模已经达到千亿级别，成为了互联网行业中最为活跃和发展迅速的领域之一。
在国内以今日头条自媒体的代表的崛起，为人们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分享平台，不仅带来了大量的精彩内容，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很多积极的影响。
自媒体的兴起，使得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媒体平台，可以随时随地发布自己的文章、视频等内容。这不仅让人们更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也让人们更加接近媒体资源和社会知识，享受到了更丰富的生活。自媒体的发展也带动了短视频的兴起，让人们更快捷地获取信息，更加丰富多彩地表达自己。
除此之外，自媒体还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效益。许多自媒体人通过创作优秀的内容赚取高额的收益，不仅实现了自己的创业梦想，也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在国外，自媒体也是一个热门话题，各国自媒体的发展状况和形式不尽相同。一些国家的自媒体行业发展较为迅速，例如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涌现出YouTube、Facebook、Twitter等平台，都提供了自媒体创作和分享的功能。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自媒体的发展越来越快速，并且正在不断地改变着人们获取信息和交流的方式。此外，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5G网络的推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成为自媒体从业者，行业前景仍然十分广阔。
总的来说，自媒体行业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机会的行业，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自媒体行业的发展前景仍然十分广阔。自媒体的新方式已经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人们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它的未来发展也必将在媒体行业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未来，自媒体行业将更加注重内容质量和用户体验，同时也将更加注重创新和技术应用，实现内容、技术和商业的良性互动，打造更加优质的自媒体生态。
在即将过去的2019年，全球高端羽绒外套市场的火爆程度前所未有，除了人们耳熟能详的三大头部品牌：意大利的Moncler（盟可睐）、加拿大的 Canada Goose（加拿大鹅）和中国的波司登（Bosideng），更多新锐羽绒服品牌接连涌现，一些历史悠久的小众品牌也奋起直追。
国际市场上，已经成为上市公司的 Moncler、Canada Goose 从时装化、功能性等不同维度继续对品牌进行升级优化，开展形式多样的跨界联名活动，并加速布局以中国和美国为首的海外零售市场。相对小众的海外品牌 Moose Knuckles、Mackage、Herno、Save the Duck、MooRER、Ciesse Piumini 等亦凭借独特的定位和新晋投资方的加持，在2019年集中爆发。
国内市场上，以波司登为代表的本土羽绒品牌开启全面转型战略，在时尚界发出了更大声量，营收更突破百亿人民币大关，成为与国际品牌比肩的全球性头部品牌。
《华丽志》通过对过去一年全球高端羽绒外套市场上9个代表性品牌的品牌升级、市场拓展和融资动向进行汇总，总结了以下四大趋势：
一、中国：高端羽绒服品牌无可争议的战略高地
二、羽绒服品牌升级关键词：跨界联名、门店升级、产品创新
三、中国本土羽绒服品牌的成长与转型
四、资本助力小众品牌跃上新台阶
贝恩咨询发布的2018年度《中国奢侈品市场研究》显示，2018年中国内地奢侈品市场延续了2017年的高增长，连续第二年增速达到20%。其中，中国消费者在内地的奢侈品消费比例由2015年的23%上升到27%。预计到2025年，中国近一半的奢侈品消费将发生在本土市场。
中国奢侈品消费者正在回流，且将在未来几年延续。在这一趋势下，中国作为全球潜力最大的奢侈品市场，更成为众多国际品牌开疆拓土的必争之地。与此同时，随着羽绒服行业的爆发，中国市场也成为全球高端外套品牌的战略高地。加拿大轻奢户外品牌 Canada Goose、意大利奢侈品牌 Moncler 等国外品牌纷纷加速布局中国市场；Moose Knuckles、Mackage 等相对体量较小、更为小众的品牌也迎头赶上，通过开店、成立子公司等方式，推进在中国市场的战略部署。
1、头部品牌在中国市场的战略布局
Canada Goose 近年来异军突起，迅速为全球消费者所熟知，缔造了轻奢户外领域的现象级成功。截至2019年3月31日的2019财年，Canada Goose 年销售额8.31亿加元，同比增长40.5%。
值得一提的是，在2017年成功上市后，这个来自加拿大、拥有60多年历史的品牌开始加速海外市场的扩张，其中就包括将中国市场锁定为下一个目标市场。当时，Canada Goose CEO兼总裁 Dani Reiss 表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市场，Canada Goose 在中国市场依然拥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多年来我们看到了中国消费者的巨大需求，我们很高兴能进入中国市场，为我们的粉丝带来真正的、身临其境的线下零售及电商体验。”
2018年5月，Canada Goose 正式宣布了在大中华区的扩张战略，包括在中国上海设立大中华区总部，在北京和香港开设旗舰店，并入驻阿里巴巴旗下电商平台天猫。随后，Canada Goose 9月正式登陆天猫平台；10月在香港 IFC 开设旗舰店；11月，在北京三里屯开设了快闪店。
随后，尽管 Canada Goose 中国内地首店——北京三里屯旗舰店的落地经历了一些小插曲，因“施工延误”推迟了十多天于2018年12月底正式开业，不过在开业当天，门口很快排起了长龙，进场需要等待一个多小时，火爆程度可见一斑。
2019年，Canada Goose 在中国继续有条不紊地推进门店网络的扩张。继北京和香港旗舰店后，Canada Goose 于2019年8月在沈阳万象城开设了中国第三家旗舰店。11月，Canada Goose 再下一城，在上海 IFC 的精品店正式开幕。
此外，在今年早秋，品牌也在哈尔滨、北京、武汉以及南京开设了限时官方快闪店。根据 Canada Goose 发布的2020财年第二季度财报，中国市场整体表现依旧出色，销售额增长近一倍。
相比进入中国市场刚满一年的 Canada Goose，已经深耕该市场多年的 Moncler 对于中国门店网络的扩张更为谨慎。2019年初在 Moncler 公布2018财年财报时，CEO Remo Ruffini 表示，未来中国门店数量将不会出现大幅增长，而是会以对现有门店的改建和搬迁为主。同时他强调，旅游零售于 Moncler 非常重要，目前 Moncler 在中国大陆的机场并没有太多门店，计划在未来开设20到25家机场门店。
业绩方面，Moncler 在中国市场的表现相当亮眼。根据 Moncler 发布的2019财年上半年报告，中国市场（包括了中国消费者在海外的购物）的增速领跑全球，已经成为品牌的第一大市场。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香港市场因持续动荡的社会局势，零售环境不断恶化，Moncler 和 Canada Goose 都未能幸免。
由于香港零售疲软，Moncler 被迫暂时关闭门店，第三季度在中国香港地区的销售额同比下降了40%。Moncler 亦指出，第四季初香港市场并无改善的迹象。并表示，已经推迟或暂时搁置了在香港当地有关品牌传讯的一些投资，并正在与房东谈判，以降低租金。
Canada Goose 在公布2020财年第二季度财报时也提到，受到中国香港社会局势的严重影响，品牌在香港的销售额出现下滑。在 Canada Goose 全球19家直营门店中，香港占到了2家。首席执行官 Dani Reiss 在财报后的电话会议上表示，香港当地的局势对门店业绩造成了显著影响，未来将根据新的评估结果采取相应行动，包括与房东重新协商等。
2、与头部品牌保持同频，小众品牌加码中国市场
除了 Moncler、Canada Goose 外，不少相对小众的高端羽绒服品牌也紧随其后，纷纷加码中国市场。
Moose Knuckles
加拿大羽绒服品牌 Moose Knuckles 预计今年业绩将实现70%的增长。目前该品牌在全球30多个国家拥有近千个销售点，未来将加大对亚洲、欧洲和北美市场的投资。
Moose Knuckles 创始人家族从1921年开始生产鸭绒服，2009年在加拿大创立品牌 Moose Knuckles Canada，创立之初以派克大衣和男士飞行员夹克为主要单品。袖子上的剪刀标志是 Moose Knuckles 品牌的标志性Logo。目前除了经典的御寒服外，品牌还提供全系列的针织衫、衬衫、鞋履和配饰等。
亚洲市场成为 Moose Knuckles 在2019年开拓的重点市场。韩国是 Moose Knuckles 在亚洲最成熟的市场，今年将对22家授权店进行更新；日本尚处于开拓初期，分销渠道较少，但市场反馈超出了预期。
而中国市场亦是 Moose Knuckles 海外扩张的关键。Moose Knuckles 已于2018年9月、2019年1月先后入驻了天猫和京东，但目前在国内还没有开设实体店。据 Moose Knuckles 总经理兼全球销售副总裁 Marco D’Avanzo 透露，品牌正在中国筹备成立分公司。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Moose Knuckles 获得了中国凯辉资本和启承资本的投资，这或许意味着品牌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将加速进程。
Mackage
同样来自加拿大的高端外套品牌 Mackage，今年迎来了品牌成立20周年，进军亚洲市场成为品牌全球扩张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Mackage 正式进军大中华区，在香港开设亚洲首家品牌旗舰店。8月品牌入驻天猫，其上线品类涵盖高端羽绒、羊毛大衣、皮衣等全线产品。12月，Mackage 中国大陆首家门店在北京国贸商城开业，未来还将在上海等其它城市开店。
Mackage 由设计师 Eran Elfassy 和 Elisa Dahan 联合创办于1999年，二人从休闲服饰着手，发布了首个女装外套系列。此后分别于2008年和2012年发布男装系列和童装系列，2013年开始手袋业务。Mackage 选取上乘皮革、羽绒及羊毛，以修身剪裁和精湛工艺将传统外套彻底升级，两位创始人始终坚持简单纯粹的设计理念：将传统外套升级，兼具时尚感与功能性。
Mackage 门店选址于全球顶级百货公司及著名街区，如纽约麦迪逊大道专卖店、伦敦 Harrod’s百货等。据品牌官网显示，目前 Mackage 在全球拥有16家门店。2017年，Mackage 曾先后获得美国投资基金 InterLuxe 及韩国SK控股集团的投资。
1、打破季节性限制，灵活开展跨界联名
羽绒外套行业持续升温，而作为奢侈羽绒品类的开创者，Moncler 无疑是羽绒服流行风潮中的最大赢家。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2018财年，Moncler 年销售额14.2亿欧元，同比增长22%，净利润3.32亿欧元，同比增长33%。
2019年12月，市场上传出了Gucci 母公司法国开云集团（Kering）有意收购 Moncler 的传闻，虽然此后 Moncler CEO Remo Ruffini 回应称“双方尚无协议达成”，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收购传闻再次证明了 Moncler 在高端外套这一利基市场领先者的地位。
过去一年，在 Remo Ruffini 的主导下，这家意大利奢侈品牌持续通过 Moncler Genius 项目为消费者带来惊喜。
2018年，Moncler 决定放弃传统的季节性时装系列，转而推行每月上新限量版设计师联名系列，以迎合更年轻、更善变的客户，Moncler Genius 项目由此落地。2018年2月，Moncler 携手全球时尚界八位杰出的设计师和创意人士发布特别系列。实际上 Genius 项目的推出，也意味着 Moncler 的品牌定位由纯粹的户外羽绒品牌向奢侈时装品牌的进一步转变。
2019年2月，Moncler Genius 项目进入第二季，共邀请十位知名时装设计师和时尚创意人士参与设计。自项目启动以来，Moncler 招募了一系列合作者，包括 Valentino 创意总监 Pierpaolo Piccioli、英国设计师 Simone Rocha、Craig Green、日本潮流教父藤原浩等都已经连续两季加入该项目。
2018年7月，就在 Moncler Genius 推出后不到半年，Remo Ruffini 透露：尽管 Moncler Genius 带来的销售仅占到 Moncler 14.2亿欧元年销售的一小部分，但该项目更大的意义在于营销层面 —— 它提高了品牌知名度，提升了线上线下流量，创造了数百万欧元的 EMV（媒体价值）。
Remo Ruffini 指出，Moncler Genius 项目保持着出色的影响力，提升了品牌知名度，增加门店客流同时吸引了更多新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分新客，他认为，这是品牌未来重要的资产，目标是将其发展为忠诚客户，发展 Moncler的粉丝社群。
毫无疑问，Moncler Genius 项目的诞生，不仅对于 Moncler，它为奢侈羽绒品类以及所处的整个户外服装领域的创新与发展，甚至是整个时尚行业，都赋予了更大的想象空间，提供了营销模式的启发：
2、门店形象升级，强化互动体验
今年12月，Canada Goose 第20家“The Journey”门店在加拿大多伦多正式开业。新门店大面积采用了各式互动装置，例如：由数字玻璃面板铺设而成的冰隙通道，脚踩会触发感应器而产生冰裂效果；一个60英尺宽的弧形显示器，可播放大自然四季景观的4K高清视频；提供“Hotspots（热点）”技术，让顾客探索羽绒服产品的特殊功能。
更重要的是，最新开业的这家门店配备了全新极寒试衣间“Cold Room”，进入其中，顾客即被严寒所包围，四周是数字幕墙，地板上则是真正的雪，室温最低零下20摄氏度。
上图：Canada Goose 多伦多门店“Cold Room”
极寒试衣间这一服务早在2017年就登陆过 Canada Goose 的东京门店，当时消费者反响非常积极。去年，Canada Goose 为 Short Hills 和蒙特利尔的新门店也配备了极寒试衣间。今年8月 Canada Goose 在沈阳开设的中国第三家门店中，同样配备了极寒试衣间，让顾客可以在零下25摄氏度的寒冷环境中感受 Canada Goose 产品的温暖并检验产品的功能性。
对于极寒试衣间在门店的推出，此前 Canada Goose 的首席执行官 Dani Reiss 曾表示，这是该品牌客户服务计划的延伸。他强调，讲故事是品牌与消费者互动的核心部分。自 Canada Goose 2016年推出第一家门店以来，在每家门店内都着力推出各类沉浸式元素，邀请消费者发现更深层次的故事。
近来，类似创意在更多品牌的门店规划中都有所呈现。例如作为品牌战略优化的一部分，波司登升级了消费者认知最直接的终端门店。除了与法国顶级设计师 Thomas Clement 合作，重新设计终端形象、优化门店陈列外，还着力打造了一个全新的、充满科技感的空间，设置了最低可以降温至零下 15 度的极寒体验舱等互动体验装置，为消费者购物带来不一样的专业体验。
Mackage 于12月在北京开业的大陆首店，则带来了一座独特的当代滑雪度假小屋。在这个150平方米的空间中，著名摄影师Alex Cornell《翻转冰山》作品勾勒出冰天雪地的景象，而暖色调灯光搭配现代滑雪小屋般的木质墙面营造温暖氛围。黑白相间的人字纹大理石地面、白色雕塑大理石和黑色金属的点缀，则为店铺增添了旨在为顾客带来更加贴心细致的购物体验，彰显品牌精神。
3、顺应环保大趋势，推出“绿色”新产品
Herno
今年8月，意大利奢华羽绒服品牌 Herno 推出名为 Globe 的全新环保绿标产品线。新的 Herno Globe 系列所有产品均使用了84％的再生尼龙，内衬则由回收羽毛制成。使用的染料含有50％的植物成分：洋葱皮用于基色、黄色，葡萄用于紫色，竹炭用于灰色和黑色，蓝色则来自于木蓝植物的叶。
据 Herno 品牌持有人 Claudio Marenzi 介绍，多年来，品牌一直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因此考虑将这一领域的所有项目合并在同一个标签下。Herno 由 Claudio Marenzi 的父母 Giuseppe Marenzi 和 Alessandra Diana 于 1948在意大利西北部城市 Novara 诺瓦拉的 Lesa 小镇成立，成立之初主要从事雨衣的生产制造，后逐渐衍生出了羊绒外套和羽绒运动服饰等产品。Herno 2018年录得销售额为1.13亿欧元，较2017年增长约15％，预计今年将实现两位数增长达到1.25亿欧元左右。
Moncler
12月12日，Moncler 推出了一款生物基“碳中性”羽绒服，其面料和配件都由植物原料制成。这件羽绒服是 Moncler Grenoble Recycled 环保线的最新产品，Moncler 通过这条产品线研究和试验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替代解决方案。
这件羽绒服的面料、衬里、拉链、纽扣都由蓖麻子制成。Moncler 表示，与化石原料相比，蓖麻子原料可以减少30%的碳排放。羽绒服还采用了纯天然的羽绒、羊毛、棉花等材料，所有组件都来自可再生资源，是完全可回收的，且质量和技术都符合 Moncler 的一贯标准，售价为1880美元。
Save The Duck
意大利羽绒服饰品牌 Save The Duck 实践了对动物及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研发拒绝对动物和环境造成伤害的商品模式，希望成为“全素羽绒服外套的代名词”。例如，品牌 2020春夏系列的旗舰产品就是全球第一件由100％可回收利用材料制成的服装。其外层面料是 Nety：由100％再生的 Econyl尼龙制成，这是一种从渔网和回收尼龙中获得的纤维。这款外套的拉链、衬垫和衬里也都是完全可回收的。
Save The Duck 源于 Forest Bargi 在 1914年创立的制衣作坊，最初主要从事防水服装的生产，随后逐步扩大规模，成为了专业的服装制造品牌。 母公司 Forest S.r.l 目前由创始人 Forest Bargi 的孙子 Nicolas Bargi 负责运营，旗下还拥有休闲服饰品牌 Ganesh。
羽绒行业竞争加剧，外来品牌来势汹汹。顺应当前全球羽绒服行业发展的大潮流，在与海外品牌的比拼中，中国本土羽绒品牌也乘势而上。尤其是年营收已突破百亿大关的波司登，配合一系列举措重塑品牌，重回主流人群的视野，在业内大放异彩。
在羽绒服行业，成立于1976年、可以看作中国羽绒服细分行业发展缩影的波司登一直牢牢占据国内市场。2018年，波司登开启了全方位的转型与变革，将调整品牌形象作为重中之重。为此，波司登调整了业务重心，聚焦核心品类“羽绒服”，与全球知名设计师合作加强产品设计，同时对门店进行了升级改造。
作为国内羽绒服龙头，波司登率先发掘羽绒服作为“时尚单品”的功能，促进羽绒服的时装化变革。2018年9月，波司登通过在纽约时装周的亮相，向外界展示了品牌升级的初步成果。
进入2019年，波司登将品牌升级战略再次推向了新的高度，通过产品和渠道的升级，提升品牌力。
产品层面，与法国殿堂级设计大师、爱马仕黄金时代缔造者高缇耶（Jean Paul Gaultier）合作推出联名系列，一经发布，就在时尚圈激起了层层浪花，成为社交媒体关注的新热点。
2018财年波司登营收突破百亿大关，最近发布的2019财年中期财务业绩显示，公司营收同比增长28.8%至44.36亿元，净利润同比增长36.4%至3.43亿元。业绩的优异表现推动了股价的上涨，今年以来（截至2019年12月24日），其股价已累计上涨了约129%。
除了上述提及的品牌外，过去一年，在户外羽绒外套细分领域，包括 Save the Duck、MooRER、Ciesse Piumini 等国际品牌纷纷获得外部融资，开启了更加进取的市场拓展和品牌升级计划。这些品牌规模相对较小，正处于上升扩张期，在影响力和知名度的提升方面尚有巨大空间。
Save the Duck（2018财年年销售3350万欧元）
以可持续发展及100%不伤害动物为理念的意大利户外服装品牌 Save The Duck 在今年9月正式进入亚洲市场，中国香港首家旗舰店落户 K11 Musea 购物中心。Save The Duck 首席执行官 Nicolas Bargi 透露，香港这家门店将作为一个桥梁，帮助品牌在所有邻近市场进行扩张：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韩国和菲律宾。
2018年，私募基金 Progressio Sgr从 Marina Salamon 所有的 Alchimia SpA公司收购 Save The Duck 51％的股权，并发布了一个三年期增长计划。
目前品牌在全球33个国家进行销售，2018年录得销售额达3350万欧元，同比增长15%，其中意大利与国外市场各占一半，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率为23％。
MooRER（2018财年年销售3000万欧元）
2019年10月，意大利奢侈服装品牌 MooRER 获得伦敦私募基金 Borletti Group 少数股权投资。除了资金支持外，Borletti Group 还将为 MooRER 提供专业的奢侈品零售行业经验和知识。同时，Borletti Group 还将进一步完善 MooRER 管理层结构，拓展国际市场。
MooRER 于2006年由 Moreno Faccincani 创立，总部位于意大利维罗纳，提倡“100%意大利制造”，旗下明星产品如牛仔服系列、保温系列和纯鹅绒系列受到众多消费者的青睐，通过全球1000多家多品牌精品店，以及旗下4家直营旗舰店行销多个国家和地区，如意大利，美国，日本，俄罗斯等。
2016年，MooRER 在意大利米兰开设了第一家旗舰店，此后迅速发展，陆续在日本东京、意大利 Cortina 和坎彭的 Sylt 岛开设了旗舰店。根据公司公开数据显示，MooRER 去年的销售总额同比增长了22%至3000万欧元，其中，国际业务占比已达75%。
Ciesse Piumini（2019财年年销售2500万欧元）
2019年11月，意大利高端运动户外品牌 Ciesse Piumini 的母公司 Sport Fashion Service Srl 被意大利投资银行 Mittel 收购多数股权，卖方为意大利企业家 Franco Stocchi。Mittel 曾是 Moncler 的投资方。预计 Sport Fashion Service 2019财年的销售额为2500万欧元，息税折旧和摊销前利润率为20%。在被 Mittel 收购后，Ciesse Piumini 目标在3至5年内实现年销售额突破4000万欧元。
Ciesse Piumini 于1976年在意大利北部小镇 Mottalciata 成立，主要从事都市风格的羽绒服饰的设计、生产和销售，品牌于20世纪80年代曾大获成功，随后却逐渐式微。
2011年 Ciesse Piumini 被意大利服装制造商 Sport Fashion Service 收购，在 Sport Fashion Service 的首席执行官 Flavio Milani 的领导下重振旗鼓并扩大了业务。2017年，意大利企业家 Franco Stocchi 收购了 Sport Fashion Service 多数股权成为了该公司的大股东。
Ciesse Piumini 兼具保暖舒适功能及意大利风格和剪裁的特性，使其能够满足当下都市消费群体的需求，尤其获得了80、90后消费者的青睐，产品涵盖男装、女装和童装。海外销售目前的占比为 10%，未来将成为 Ciesse Piumini 主要拓展方向，其中欧洲、亚洲和北美市场更是重中之重。
来源：bof
Miuccia Prada和Raf Simons以联合创意总监的身份首次亮相，这场秀广受欢迎，但也有人估计，与一年前相比，这次发布的数字曝光有所下降。
时装周期间，米兰街头的街拍景象通常混乱不堪，数十名摄影师或蹲着、或后退着穿过水泥人行道，捕捉成群的明星、网红和其他时装界人士走向时装秀场地的画面。
在2021春夏系列中，Prada的社交媒体团队打算在家中再现街头风格。包括模特Salem Mitchell、青年诗人Amanda Gorman和 Female Collective 创始人Candace Reels等一众时装编辑、知识分子和活动人士，穿着该品牌寄来的产品在家中摆造型，而22岁的摄影师Myles Loftin则通过Zoom为她们拍摄照片。Loftin教她们如何在家里打光，并将这些照片编辑成了一张Y2K截图风格的拼贴发布在社交媒体上。这个概念诞生在时装秀前的一周左右。
Prada邀请拍摄对象加入一个虚拟“房间” ，在那里，它们提供了由Miuccia Prada和Raf Simons初次合体设计的系列。Phillip Picardi与Raquel Willis、Kimberly Drew还有Nikki Ogunnaike——这些在线下秀上很可能坐在一起的人，出现在这个“房间”里，一起欣赏那些精美的上衣和再造尼龙的外套。
“相对于其他数字秀，这次经历的有趣之处在于... ... 我们能够再次拥有那种同志情谊，这种感觉真棒，”Picardi说。他受雇参与这次现场看秀和讨论，不过Prada并没有要求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布任何图片。
品牌还在纽约、洛杉矶、巴黎、伦敦、柏林、首尔、东京等城市，延续了类似的远程看秀体验。在上海，Prada在已经成为品牌进行市场活动及散播文化的中心——Prada荣宅举办了特别展映活动，明星、建筑师、时尚媒体和VIP聚集于此，即便无法前往米兰，但也重新找回了在前排摩肩接踵的感觉。
在整个疫情期间，时装品牌一直在努力为数字时装秀打造与实体线下秀同样的兴奋感。过去，那些大秀是希望让买手和编辑眼花缭乱，但也已经成为吸引消费者眼球和钱包的一种手段。品牌在制作、明星邀请、模特选角和娱乐方面的投资，同样可以通过网红带来的数字曝光量上获得回报，这些人会记录时装秀前中后几乎每一幕的发生情况。
尽管在家里，设备也在人们的手中，还是很少有人会观看数字时装周的时装秀，即使是行业里最大的品牌也不例外。就Prada而言，它重磅下注，通过各种渠道推广这场时装秀，甚至还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则两页的广告，根据该报纸的广告费率显示，这则广告的价格高达六位数美金。
但这个策略奏效了吗？
上周四当地时间下午3点，Prada在线直播了一场事先录制好的走秀，视频展示了一群全新的模特，她们走过由OMA/AMO设计的一个空间，枝形吊灯和呼啸而过的镜头和显示器环绕其中，以科技为主题是Miuccia Prada和新任联合设计师Raf Simons最爱的主题之一。有一段时间，超过10000名观众收看了 Prada 的 Instagram 直播。该品牌还将这场35分钟的秀，其中包括Prada和Simons在秀后的对话发布到其 YouTube 页面上，头三天的点击量就达到了近50万。
但是在海外，这场秀除了吸引这些核心观众之外，可能并没有给其他观众带来什么影响。头48小时的数据是衡量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曝光的行业指标。根据分析公司 Tribe Dynamics 的数据显示，这场视频发布后头48小时的赢得媒体价值（EMV）比去年同期下降了59% 。这与其他品牌的下降趋势呈现一致。
尽管如此，数字时装秀仍然有可能在几天内继续吸引人们的注意，而非像一场线下秀只是在一瞬间于社交媒体上引起轰动。Prada表示，这场时装秀是该品牌有史以来观看次数最多的数字节目，总观看次数是2020年春夏女装秀的16倍，是今年夏天发布的2021年春夏男装秀的4倍。在中国，其热度更是不断攀升，除了一整个时尚界人士在微信朋友圈翘首以待、实时发表评论之外，其在抖音的观看量达到了1600万、微博直播观看量达2600万，其在微博话题的阅读量超过1.8亿。
“我们制定了一项战略，通过针对世界各地的定制活动来接触Prada的受众。我们的目标是全球化同时本土化，在适当的时候与更私密的方式进行互动，”Prada营销和企业社会责任负责人Lorenzo Bertelli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
这场本季季最受期待的时装秀，其好坏参半的结果引发了一个值得关注问题：时装秀到底是为谁而举办的？在这场疫情爆发之前，越来越多的夸张和昂贵的大制作表明，对于像Prada这样的大牌来说，时装秀越来越多地是为了吸引消费者在社交媒体上的注意力。这些大制作更接近于太阳剧团的演出，而不是简单的T台展示。
其他品牌则将它们的传播战略直接集中在行业人群上。例如，许多编辑和业内人士认为Loewe的“盒子里的时装秀”是一种享受，尽管它在行业圈子之外的社交媒体上，反响很有限——即便这也不是品牌真正的目标。
对于正在经历创意和商业复兴的Prada来说，这个实验似乎试图兼顾两方面——这并不是说它们相互排斥，而是或许通过一种方法寻求吸引内部人士，而另一种方法则专注于消费者参与。
Miuccia Prada和Simons的问答环节，为消费者提供了一种通常只有顶级评论家才能进入的渠道。Prada还在时装秀结束后的第二天与编辑和网红进行了传统的Resee预览，优先对这个系列进行近距离观摩，甚至对那些没有亲自到米兰的人也是如此。
MyTheresa 时装买手总监 Tiffany Hsu打算通过预约重新审视这个系列的时装，她表示：“这种数字的形式经过了很好的改编和组织，还为那些不能参加米兰时装周的人们建立了数字套房，我觉得这个做法既聪明又体贴。”
尽管Prada在本季为吸引时尚界做出了种种努力，但它也试图成为消费者的首选。Prada的数字时装秀策略也包括邀请网红参与，他们曾在扩大实体时装秀影响力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虽然一些网红收取了宣传Prada时装秀的费用——比如Caroline Daur在 Instagram 上发布了一张穿着Prada的照片，上面贴着“广告”标签，就像她过去几季一样，但其他人，比如Alyssa Coscarelli和Bryanboy，收到了“看秀”的服装，但没有收到报酬。Bryanboy习惯了在时装月里坐在前排，他在米兰的酒店房间里观看了Prada的时装秀，并表示，这种数字形式为他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机会，让他可以更长时间地消化这个系列，而不是在现场时装秀上坐在“离模特12英尺远”的地方。
Prada的社交媒体团队还给在 TikTok 上创作了广受欢迎的“叛徒”舞蹈的Jalaiah Harmon送了一套衣服，作为Loftin拍摄的一部分，不过她没有在 Instagram 和 TikTok 上发布任何关于Prada的消息。Prada上一季首次尝试与 TikTok 合作，当时该品牌与该平台网红Charli D’Amelio合作，为其2020秋冬时装秀制作视频。
《渴望的生意》(The Business of Aspiration)一书的作者Ana Andjelic说，如果Prada或任何时尚品牌打算创办一场旨在吸引消费者的时装秀，它就必须解决时装秀或时装系列发布后出现的脱节问题，她表示：这样的脱节，号召消费者立刻行动，进行购买，根本不存在。而上海时装周期间的数字时装秀提供了一个策略，消费者可以在数字时装秀之后直接在天猫上下单购物。
“为了真正建立起直接联系，你需要让人们立即购买，”她断言。对于时装秀来说，“即看即买”的方法并不适用于许多尝试过的品牌，包括Tom Ford和Burberry。只有Tommy Hilfiger还在坚持这种模式。
但最终，Prada时装秀的目标似乎是时尚圈内人士和Prada的超级粉丝。
“我真的觉得它不是面向消费者的，” Bryanboy说：“这些设计师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一小部分人来放大他们的信息，而不是直接向消费者传达... ... 对于一个品牌来说，现在不是应该进一步与消费者接触的时候吗? ——为了挽救你的业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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