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指南针业绩如何?，以及指南针数据决策系统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本报记者 赵学毅 见习记者 许林艳
1月25日，指南针发布了2021年业绩报告，这也是创业板上市公司披露的首份年报。
公告显示，2021年指南针实现营收9.32亿元，同比增长34.6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达1.76亿元，同比上涨97.5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73亿元，同比上涨61.79%。
“2021年公司聚焦主业，增加研发投入，优化产品功能。同时，公司加大品牌推广力度，持续提升服务品质，新用户数量保持稳定增长，存量用户和付费用户稳步提升。因此报告期内公司业绩整体呈现出良好态势。”指南针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说道。
指南针业务主要分为金融信息服务业务、广告服务业务和保险经纪业务三大部分。其中金融信息服务业务在2021年的收入达8.59亿元，占总营收比重超90%，公司其他两大板块业务均建立在此业务基础之上。其金融信息服务业务产品主要有全赢博弈系列和财富掌门系列。
在金融信息服务领域，业内公司主要有东方财富、同花顺、大智慧、万得资讯等。对于行业竞争力情况，指南针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同花顺和万得资讯主要是服务B端客户，而指南针主要是聚焦C端投资者，相较于部分同业全面化、平台化和大众化的证券、期货信息服务产品，指南针更侧重于证券分析软件产品的设计，公司的客户群体虽然相对较小但更具针对性。
业内人士表示，指南针在1月底公布2021年年报，成为创业板首家公布年报的公司。指南针能够率先公布年报，其财务质量应该不会太差。这也是公司综合能力的体现，因为在年报披露前相应的审计工作和许多非财务内容的组织、审批等工作都需要跟上。
虽然不及指南针公布2021年年报的速度，但目前已有92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1年业绩快报，逾八成公司净利润录得同比增长。净利润排名前10中，有9家均为金融机构，1家为房地产开发企业，即保利发展，净利润实现275.8亿元，同比下降4.74%。此外，已有22家金融机构发布了年报快报，是目前公布年报快报数量最多的行业，“当前金融系统推进数字化、自动化建设，年底结账系统的数据统计都是自动生成，所以其数据统计方面快于其他企业。”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说道。
（编辑 孙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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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磊 张馨：美国资信评估霸权背后的场域逻辑
作者：赵磊，一带一路百人论坛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张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2018级外交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来源：《当代亚太》2019年第3期；一带一路百人论坛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引子
美国的资信评估霸权向来都是国际金融市场不可小觑的角色。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资信评估霸权是如何确立起来的？在严峻的信任危机中何以屹立不倒？为探究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文章简要回顾梳理了美国资信评估霸权的现实化身——穆迪、标普和惠誉三大评估机构的发展路径，引入了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试从该理论的“资本、惯习、场域”三大理念入手进行解释分析。
在当今的国际投融资市场上，来自美国资信评估机构的评级意见已被广大投资者奉为圭臬，实际上为美国的全球经济治理确立了风向标式的霸权地位。这种绝对的行业主导地位及其广泛而深远的国际影响力在数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愈发凸显，美国通过资信评估这个支点撬动全球资源、资金和市场的强大配置力也愈发引人关注。
进入21世纪之后，尤其是近20年来，新兴市场纷纷崛起，国际投融资市场越来越活跃，中国奉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也稳健地迈向第五个十年，对外开放大格局步入全面扩容升级新阶段。国家的日益开放势必将增大对外来资金的依赖程度。与此同时，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也迫切需要资信评估行业的助力。在此形势下，美国资信评估霸权成为中国在进一步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一、概念界定和文献回顾
资信评估作为一种信用评价模式，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与征信机构信用调查和债券评级这两种传统的信用评价模式相比，资信评估更注重综合评价该主体内外所有复杂因素相互博弈后呈现的整体状态——资信，不再仅从经济层面对主体在偿债履约方面的主观意愿与客观能力做出评价。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除了主体违约拖欠债款记录、资产负债表等经营管理痕迹外，资信评估机构还将管理层的人员素质、比较优势与经营理念、行业竞争力和未来成长力等软实力层面的内容视作衡量该主体是否具有投资价值的重要指标。
“信用是一种借贷行为。”资信评估由此参与到了金融借贷活动中。不论是信贷还是投融资行为，各参与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这增加了信贷和投资风险，降低了货币流通效率。在此情况下，由据称是经验丰富的专业团队将海量的经营管理资料进行了定性加定量的系统梳理及分析之后，才科学呈现出来的资信评估结果就成了手握资本的经济行为体面临投融资选择时重要的决策参考。按国际普遍认可的评级模式，评估结果通常以“字母+符号”的方式简洁明了地呈现，并大致划分为信用较好、发展前景看好的“投资级别”和各方面差强人意的“投机级别”两种类型，无形中给申请加入投融资货币游戏的被评估主体贴上了“有资质”和“无资质”的准入标签，引导人、财、物朝评级结果等级较高的企业和行业富集与倾斜，通过管控风险预期、操纵投资信心，资信评估机构悄然积蓄起了对资源、资金和市场的配置力量。
放眼全球资信评估行业，美国拥有最高的市场信任度、认可度和接受度，抢占了全球最大的资信评估市场份额。与此同时，从美国本土走向世界的行业标准和规范成为各国效仿的模板，美国对此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在全球经贸一体化时代，资信评估行业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各国纷纷加入竞争序列。但不可否认的是，自信用评价诞生的这一百多年来，虽然历经危机和挑战，美国一家独大的地位至今无可撼动。美国资信评估霸权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何以屹立不倒？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有必要先行回溯国内对资信评估的认知变化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梳理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之后，为扭转积贫积弱的不利形势，中国直接学习引进的大多是发达国家最新的行业发展成果，而越过了其从萌芽到壮大再到成熟的漫漫探索过程。这样带来的经济社会迅猛发展，同时对自身发展阶段的时间和空间都产生了巨大的压缩力量。资信评估概念和一整套操作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于改革开放之后以美国舶来品的身份进入了中国市场，催生了中国本土的信用评价行业，并迅速过渡到了以资信评估这种信用评价行业发展的最新成果为主要形态的行业阶段。国内对资信评估的研究文献显示，包括金融从业者和专家学者在内的国内业界对资信评估行业的认识普遍经历了一个从懵懂到清醒，再到警醒的过程。懵懂阶段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集中探究资信评估的内涵和意义。此后的清醒阶段则着重研究评估结果的产生过程，包括不同评估机构选取的要素、指标和方法，乃至机构内部的组织架构和运行规律等。有学者运用案例分析法描述评级机构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翻云覆雨”的影响力，挖掘信用评级与金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以及各国经济增长情况之间的逻辑关联；还有学者运用比较分析法反思行业监督管理的制度建设。这个认知过程最终于2010年前后达到了警醒阶段：“（美国）目前已经控制了中国信用评级市场2/3的份额，严重威胁中国的金融安全。”
至于针对美国资信评估霸权开展的专门研究，金融行业从业者刘继忠在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公国际”）成立之初，率队赴美考察，归来后于1994年编写出版了国内第一部综合论述资信评估理论和实务的学术专著《资信评估概论》，对以美国为主的西方资信评级领域的现状、运行模式和规律做了系统全面的介绍；以吴风云、赵静梅为代表的学者曾于2005年从制度监管的角度探讨了美国在该领域获得全球性霸权的原因，并认为这种霸权虽然短期内尚难以撼动，但已经开始消解。
除此之外，其他大多相关文献都是在谈及美国的金融霸权时，将资信评估作为其中的某个部分或者环节稍作提及。不仅论述的篇幅少，而且很多都停留在强调资信评估服务金融霸权的功能层面和职能属性上，分析缺乏深入性和系统性。这些相关研究普遍对于资信评估在金融界的关键作用持肯定态度，对于美国业已在该领域占据了全球性主导地位这一既成事实也不存在争议，却很少有学者单独聚焦美国资信评估霸权“经久不衰”这一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其实资信评估这个重要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霸权。就资信评估的重要性而言，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恰恰是美国在资信评估领域的霸权成就了其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金融霸权。
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为回答上文提出的两个问题，本文引入了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国内亦有学者将其译为布迪厄）的场域理论，系统剖析美国资信评估霸权的崛起路径，探究其经久不衰背后的规律，为中国在如何看待和应对这股霸权力量的问题上提出建议。
皮埃尔·布尔迪厄是继福柯（Michel Foucault）之后，法国又一具有世界影响的社会学大师，他和英国的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以及德国的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一起被认为是当前欧洲社会学界的三大代表人物。布尔迪厄在场域理论中提出，“场域是不同主体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构成的网络，是由特定的资本分配结构形成的现实构造，同时也是不同力量关系展开斗争的微观场所”。本文试从该理论的“资本、惯习、场域”三大概念出发，以美国资信评估霸权的现实化身——穆迪（Moody's）、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以下简称标普）和惠誉国际（Fitch，以下简称惠誉）——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为研究对象，探究答案。
二、符号资本与符号权力：霸权的建立
布尔迪厄所使用的资本概念不同于经济学家的资本概念。他认为，资本是积累的劳动，行为体通过占有资本来获取社会资源。布尔迪厄把资本分为四种类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经济资本属于物质领域的范畴，如果不是财物，也可以直接转换成金钱。与之相对的是符号资本，它指的是社会赋予在那些已经取得足够认同的主体身上的信誉和权威，是主体在被尊重和认同层面上获得的劳动。它属于象征领域的范畴，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则在物质领域和象征领域都有所表达。文学、绘画、知识和技能等人类智慧的凝结都可视作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指的是与其他行为体之间建立起来的联盟和社会关系网络，这种网络依靠场域中各类资本的社会交换得以维持。
布尔迪厄认为，四种资本中，符号资本是行为体在不同场域中都要竞逐的资本。这是因为“隐藏在符号资本中的符号权力会以认同和尊重的形式体现出来，以充分的合法性使象征符号系统强制于其他行为体”。此外，符号权力还会外溢到其他场域里，“弥散在不同场域中，与场域的运行规律相伴而生，对他人的行为决策产生重要的支配和影响作用”。
（一）符号资本的积累
三大资信评估机构的信誉就是它们拥有的符号资本。这些符号资本随时间不断积累，量变引发质变，以官方确认的方式在行业场域中转换成了符号权力，形成了霸权。
信誉的积累首先来自于评级结果的正确率。资信评估是一个将未来的风险转移到现在来做决策的行业，充满了不确定性。同时，它又是现代金融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不像农业和手工业等传统行业那样有章可循、有规可依，不存在评估方法是否“正确”的绝对衡量标准，更多要靠探索和试错的实践经验累积去创造，凭借事后对正确性的检验和对操作程序的校订去完善。所以，对评估机构来说，高正确率证明了其业务操作总体思路的正确性，也带来了更多的信誉、更多的实践，以及日趋完善的评估方法。学者里奥·布兰德（Leo Brand）和雷扎·巴哈尔（Reza Bahar）曾对标普的评级结果取样统计，发现其评级结果具有明显的正确性：“评级在A及A以上的债券在一年后保持同样评级的比例高达88%，评级为BB的债券在五年之内违约的可能性是20%，B级的可能性是35%，而CCC级高达55%。此外，美国国会对穆迪公司的调查也发现了相似的结果。”
评估市场的需求总量并不是无限膨胀的。在这场零和博弈的市场竞争中，没有正确率保障的评估机构根本没有生存空间。这种强者愈强，而弱者愈弱的行业发展态势经过一百多年的发酵，形成了今天三足鼎立的霸权结构。
信誉的积累还来自于三足鼎立的霸权结构中各力量的相互背书。评估毕竟是在事前做出的分析评价与估计，受误差与不可抗力的影响，方法的科学和操作的无差错并不意味着结果的绝对正确。而且，不同的评估机构有不同的评价体系。各评估机构在客观上获取数据资料的内容、数量和渠道途径各不相同，加之主观分析研判角度多样，评估过程中的差之毫厘，都有可能导致评估结果的失之千里。所以，为最大可能降低风险，一般情况下，行为体都不会仅凭一家评估机构的意见就做决定，而是会综合考虑两家及以上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
在这情况下，穆迪与标普这两家历史最为悠久的权威公司自然成了首选。如果两家评级机构的意见趋同，就会更坚定了行为体做取舍的决心，但若两家机构的意见相左，甚至一家机构认为是高评估等级的“投资级”对象在另一家看来却是低评估等级的“投机级”陷阱，又该如何决断呢？学者杰夫·杰威尔（Jeff Jewell）和迈尔斯·利文斯通（Miles Livingston）在分析了三大机构连续五年内对相同对象的评估数据后发现，当穆迪与标普对同一评估对象的意见有较大分歧且僵持不下时，惠誉的评估结果往往就成了它们调整评估等级的重要参考。三家机构之间对评估结果的相互检验、参考与调整进一步降低了错误率，缩小了偏差范围，却也捆绑了它们的利益。本来是同行业内的竞争对手，此刻却成了为自己背书的队友。不论评估结果是否正确，它们之间都已成功为彼此积累了新的符号资本。
（二）符号权力的生成
符号资本从量的积累到生成符号权力实现质的飞跃，主要依靠的是官方的承认与制度化授权。评估机构对金融产品的定价及资源资金的配置作用，不仅取决于评估结果的客观正确性，更取决于评估市场上各利益相关方采信该评估结果的主观意愿——信誉。而在所有利益相关方中，最关键的无疑是有权宏观调控经济大局的政府。布尔迪厄也认为，在没有正式宣布的委任和制度保证时，个人只有通过施展符合集体利益共识的行动才能建立权威，而且这种权威需要在后续不间断的身体力行中得到反复的再确认才能持久，只有完全的制度化才可以让行为体省去这个靠行动确认权威的过程。
事实上，美国早在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Securities Exchange Act）和1940年的《投资公司法》（Investment Company Act）等证券法律中，就已在券商财务责任和证券交易确认等规则中作了要引用评估结果的规定。
此外，美国证券交易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以下简称“美国证交会”）作为证券交易的行政监督管理部门，于1975年成立了全国公认统计评级组织（Nationally Recognized Statistical Rating Organizations，NRSRO），并指定穆迪、标普和惠誉为该组织的首批成员。此后多年，“美国证交会都在其颁布的多项监管规则中引用全国公认统计评级组织（NRSRO）的评级结果”，将其作为基准，对那些评估等级低于“投资级”的证券，通过设置各种规则的方式，或限制购买，或设置其他附加条件，禁止或阻碍投融资行为的发生。在这样的授权下，美国全国公认统计评级组织的影响力迅速膨胀：“据美国参议院政府事务部2002年8月的一份统计，至少有8个联邦法律、47个联邦监管规则、100个地方性法律和监管规则将全国公认统计评级组织的信用评级作为标准。”
上述的法律引用与规定都在实际上给予了三大评估机构官方的信任与授权，这也成为它们的符号资本实现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最终生成符号权力的标志性事件与转折点。从此，资信评估不再是投资者自发自愿的个人行为，而是成为必不可少的法律环节；资信评估的结果不再是评估机构的一家之言，而是成为监督管理机构使用的具有公信力的金融工具；资信评估机构不再是普通的民间信息中介，而是实现了从被监管对象到拥有行业公权力和资金市场配置力的监管者的转变。
（三）符号权力的溢出
随着全球经贸一体化浪潮的到来，资信评估业务溢出了美国本土。与此同时，其他国家的信用评价行业或一片空白，或尚在起步阶段，根本无力与美国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穆迪、标普和惠誉三大机构凭借其在美国国内数十年的发展所积累起来的经验与基础，以无可匹敌的姿态迅速抢占广阔的世界评估市场，推行它们在美国建立起来的行业标准与规则。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三大评估机构已在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建立起了近5000人的评估分析师专业人才队伍，业务覆盖150余个国家和地区。
过去在美国本土，以三大机构为代表的全国公认统计评级组织主要评估企业等经营主体发行的债券，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券所占的业务比例并不高。来到世界舞台之后，国家/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券评估则上升为其业务的主要内容，到2017年年底甚至占到了10家组织成员业务总量的79.6%。
与业务重点转移相伴而生的是国家风险与主权评级业务。所谓“国家风险”，指的是“跨边界贷款中的损失的可能性，这种损失由某个特定国家发生的事件所引起，而不是由私人企业或个人造成”。研究表明，国家风险的增长将显著降低国际资本的流动。而“主权评级”则指的是“对各国直接或间接影响债务人履行其对外偿付义务的能力和意愿这一主权风险的测量与排名”。综合来看，国家风险强调的是国家作为债券发行人在偿债履约方面的客观能力，主权评级则强调的是主观意愿。通过对不同主权国家的政治、经济、财政和外汇储备等影响其中央政府偿债能力和偿债意愿的要素进行信息搜集与综合分析，资信评估这个金融公共产品，便在国际化的同时发展出了政治属性，符号权力从金融场域外溢到了政治场域。
与美国建立霸权的过程相似，随着业务的扩张，三大机构信誉标杆的符号资本逐年累加。可是，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符号权力同样需要一个拥有绝对监管权威的机构给予制度授权才能生成。2004年，国际清算银行下设的巴塞尔银行委员会（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出台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BaselⅡ）。该协议将信用评估作为全球资本市场监管的基础予以引入，完成了评估机构的符号资本转换成符号权力所需要的“制度授权”。评级意见由此成了发债国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通行证，与跨界资本流动和债券市场定价紧密相连，甚至会对不同货币之间的汇率造成影响。
从符号资本的积累到符号权力的生成，再到跨场域、跨地域的外溢，美国的全球资信评估霸权由此建立起来。
三、惯习与场域：霸权的维系
在论述符号权力在场域中的支配作用时，布尔迪厄提出了“惯习”的概念。“制度授权”与“惯习”都是符号资本生成符号权力的必要条件。“制度授权”仰仗场域内占统治地位的权威赋予的认可，强调的是自上而下的外力。而“惯习”则指的是符号权力生成后，受其统治与支配的对象的服从，强调的是先内化再外显的自觉。
惯习与场域都是社会制度的产物。惯习是主观知觉、判断和行动的系统，寓于行为体内部；场域是客观关系的系统，存在于外界事物间，是符号权力发挥支配作用的场所。场域对惯习有形塑作用，惯习也会在互动的过程中产生维护场域的自觉。它们共同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反映着符号权力的运行规律。
布尔迪厄认为，行为体的心智思想与行为方式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开放”意味着可塑性；“世界”意味着有属于自己的逻辑结构与运行规律。当外界场域的结构和规律与行为体自身的结构和规律共振时，行为体会把外界场域的结构与规律误认为是自己的结构与规律，将外界场域误以为是自己的世界，并在进一步将其内化为自己行为做事的准则与信条后，产生维护外界场域的自觉。
（一）从误识到惯习的转化
“误识”与“惯习”这两个概念反映的都是行为体基于客观场域所形成的主观认知结构。误识与惯习代表着两个不同的阶段。误识是一种现象，惯习是一种体系。当行为体认可了所处场域当前的运行规则，遵照行事，受其支配而不自知，这个现象叫误识。当行为体在误识的基础上将该规则内化为自身的心智理念，并自觉据此形塑自己的外在行为，形成集知觉、判断和行动于一体的相对稳定的体系，这个体系就是惯习。在误识阶段，支配力量来自外在的场域，而到了惯习阶段，支配的力量就来自于已经内化了的自我了。
美国的资信评估霸权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来后，三大评级机构的评估意见成了证券界的“指南针”。做决策前，投资者往往都会先形成自己的主观判断。可是，评估结果虽然也是评估分析师的主观判断，却因为具有扎实的数据资料和方法流程而显得更“科学”，在社会大分工的时代背景下显得更“专业”，更因为有像美国证交会（SEC）、国际清算银行（BIS）等国家和国际级别的行政权威给其背书，投资者自己的主观判断就相形见绌了。在这样强大的说服力面前，投资者往往都会放弃自己的“主观臆断和猜测”，选择听从评估机构的建议。这种投资者的资金与资源实际上正在接受评估机构的引流而自己浑然不觉的情况，就是误识。
许多欠发达国家虽然投资市场广阔，参与国际合作意愿强烈，却因为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国家统计体系以及受自身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社会管理发展阶段的限制等原因，难以提供可靠有效的数据资料，信息严重不对称。在这样的情况下，投资者在进入该国市场前就更依赖资信评估机构提供的意见。长此以往，这些欠发达国家争取国际投资者的努力就会演变为争取更高等级评估结果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国家，虽然没有发行债券，却也要进行国家风险与主权评级的原因——显示政府行政运营的公开透明，提振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这种将资信评估场域的游戏规则内化为自己的价值标准，并据此调整自己的行为，形成于资信评估权威及其背后国家有利的体系，就是惯习。
（二）在信任危机中屹立不倒的美国资信评估霸权
正如前文所述，资信评估是一个在不断试错的经验中自我完善，逐渐成长起来的行业，只有评级结果正确率高的机构才能够不被时代淘汰。比如，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三大评估机构就对市场有了冷静和较为准确的判断。在多数银行经营不振时，惠誉还曾制作出银行债券投资组合的最佳选择标准，并被广泛使用。这份成绩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为其后期得到官方的认可，实现整个行业的蜕变密不可分。
可是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评估机构就没有交出一份让人满意的答卷了。有学者发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三大评估机构对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评级等级都要高于这些国家实际经济指标对应的级别，而当危机爆发后，三大机构迅速将这些等级下调，甚至调至比实际经济指标对应的级别更低的档次。学者们据此质疑评估机构突然下调主权评估等级的行为，认为这反映出评估机构的评级没有以经济数据和指标为准，不够客观公正，穆迪等风险预期机构的神话就此破灭。
类似的行为失准现象在之后的2001年的“安然公司”破产案，2008年的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中反复上演，媒体舆论与金融学理界的批判声音越来越大，资信评估行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次贷危机爆发后，有观点认为，危机的发酵与市场过度依赖资信评估有关，而这份过度依赖的主要症结在于官方对评估行业所赋予的法定权威。于是2010年在美国国内催生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the Dodd-Fran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以下简称“《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几乎统一消除了各项证券法规中对全国公认统计评级组织的既存法定引用”。2013年，巴塞尔银行委员会也出台了《巴塞尔协议Ⅲ》（Basel Ⅲ），虽然保留了信用评级的引用，却和《多德—弗兰克法案》一样都对监管对象提出了信息公开披露的要求，削减了之前赋予评估机构的“权威”。
《多德—弗兰克法案》和《巴塞尔协议Ⅲ》都是监管机构对投机过热、风险剧增的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手段，它们的出台旨在为资信评估“降温”。在这样的新形势下，美国评估行业增速放缓。但降速并不等于衰落。评估行业依然在增长，逐年扩大的评估师队伍就是最好的证据。失去了官方赐予的“尚方宝剑”，美国资信评估霸权在质疑声中却没有摇摇欲坠，而是屹立不倒。这是为什么呢？
（三）场域对外来破坏力的化解重组作用
美国资信评估霸权屹立不倒的原因在于场域对外来破坏力的化解重组作用。评估机构在象征领域经年累月积攒的符号资本产生了相对应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潜移默化出投资者的惯习，施展符号权力。投资者的惯习在象征领域赋予了评估机构作为业界权威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因为来源于被支配对象的内心，所以比人类社会中法律等强制外力施加的合法性拥有更强大的号召力，更长的半衰期和更顽固的抗击打韧性。当质疑与批判的拳头敲打到场域上时，场域一方面作为一个整体承受和缓冲这份外来的冲击力，降低甚至化解它的破坏作用；另一方面将无法抵消和化解的外力部分进行重组和稀释，以不同的比例和形式分配到场域内部的各方面。所以，一旦场域形成，外力不仅难以直接作用到评估机构本身，而且外力的作用效果也不再以发出者的初衷和意愿为转移了，却是由场域来决定。
比如，《多德—弗兰克法案》不仅取消了各种对评估结果的既存法定引用，还加强了对评估机构的监管，抬高了美国全国公认统计评级组织的申请准入门槛。可是自施行以来，行业和市场却普遍反馈认为，法案中的许多严苛要求只有三大评估机构有足够的人财物实力去满足，大大挤压了其他小规模和新兴领域评估机构的生存空间，这些小机构还因为难以达到新法案中设置的全国公认统计评级组织申请门槛，不具备相应的资质而在市场上更不具备与三大机构竞争的资本。这样一来，三大机构的资信评估霸权不仅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还少了许多本来如雨后春笋般涌出的行业竞争对手。
也就是说，《多德—弗兰克法案》怀揣着打击三大评估机构霸权的初衷，却达到了巩固其霸权的效果，这就是场域化解重组外来破坏力作用的实际表现。
四、启示与建议
在全球化的今天，投融资市场是将各国利益捆绑重叠的重要力量。来自权威资信评估机构的意见更是各国能否参与国际投融资市场，以及参与广度与深度的决定性力量。面对美国在资信评估领域建立起来的霸权，中国万不能有妄自菲薄的畏难情绪，更不能有将其妖魔化后盲目排外的闭关锁国心态，而是需要将开放合作的丝路精神一以贯之，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在批判借鉴中倒逼自身内部的全面深化改革。
一方面要肯定美国资信评估霸权的建立是几代人不断探索创新的结果，我们需要在批判地继承其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探索自身资信评估产业的转型升级发展路径。虽然美国的全球资信评估霸权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具有一定的不可复制性，可是，时间和实践永远是信用最好的证人。所以，对中国来说，哪怕在当前这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行业竞争只争朝夕的时代，美国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积累符号资本、积蓄符号权力、积攒行业社会认同的发展经验和崛起路径仍然有借鉴价值。而且，这种借鉴必须建立在对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和对国内资信评估市场实际情况深刻的调研、总结与反思基础上，破除对西方资信评估行业崛起路径的迷信，取其精华去其槽粕，走出一条真正适合自己的路。
以国内资信评估代表大公国际为例。从该公司的官方简介上来看，除了有政府监管部门认定的全部评估资质之外，大公国际最吸引眼球的，还是它的成立背景——获得了中国人民银行和原国家经贸委的共同批准。比对美国三大评级公司的历史发展经验，大公国际不仅拥有了前者崛起的关键法宝——官方的授权及背书，还有了二十余载的时间积累，而且这二十年正是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
可是，恰好就是在“一带一路”为以大公国际为代表的国内评级机构打开更广阔市场的时候，大公国际却错失了这一大好时机。2018年8月，大公国际因为违反了《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相关规定，被中国证监会勒令暂停承接评级业务一年并对违规内容进行整改。在这个以信用为市场、以信心为导向、以信誉立根本的行业里，大公国际的违规内容不仅涉及“评级项目底稿资料缺失”、“数据遗漏”等操作层面的失准硬伤，更致命的是“违反独立原则，收取高额费用”以及“部分高管人员及评审委员会委员资质不符合要求”等有违职业道德和行业水准的内伤。
大公国际暂停评级业务一年的处罚对该公司未来的发展将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这就是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信评估世界所有历史遗产照单全收的恶果。信用评级结果有赖于评级师的主观判断。这注定了资信评估制度有天然缺陷，坚决的行业道德规范就是评估机构的生命线。美国建立资信评估霸权的百余年就是一部不断淘汰违规失德企业的历史。大公国际这次的教训说明，在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信评估机构学习的过程中，躲开致命的毒药比复制成功的秘诀更重要。
另一方面要抓住以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机遇。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进入第二个五年。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代使命面前，我们要考虑的问题绝对不是去与已经根深叶茂的美国资信评估霸权一争短长，而是如何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用合作的思维做好自己的事。比如，由中国发起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以下简称“亚投行”）在成立伊始就遭遇了来自西方世界的巨大阻力与怀疑。然而，在开业不到三年的时间内，亚投行就以实际行动获得了穆迪、标普和惠誉三大评估机构的最高信用等级评价，凭此拓开了国际合作空间，得到了广泛的国际认可。这一案例给我们的启示是，资信评估行业不是“敌人”，有助于中国倒逼改革。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国际化是中国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走到国外开辟新的市场面临着从行政司法、社会管理到民族文化、生活习惯等方面的诸多挑战，走出国内“舒适区”的转型升级需要壮士断腕般的决心、勇气与魄力。在国际合作与竞争中，企业既要看到自身的短板，实现世界范围内的优势互补，增添发展新动力；又要借助美国资信评估霸权之类的既有力量，为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赢得必要的国际认可和合作机会。这意味着，企业一方面要对所在国各方面的发展情况有更全面细致的了解，提高产业链的市场靶向性设计，另一方面要主动对标国际通行标准与所在国法律法规，规避各种可控风险，以更长远的眼光谋划企业全球化布局，在品牌化、国际化等方面切实提升企业竞争力。
资信评估的诞生根植于信息不对称的难题，正是对信息的渴望和需要才拉动了整个行业的蓬勃发展。可是如今，以5G网络、量子通讯、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为代表的数字化经济时代已经到来，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一个信息爆炸的新纪元。许多过去只有通过特殊渠道才能获取的资料都已经公开透明且有数据痕迹可查阅。这样的创新实践承担的职能和发挥的作用，正在动摇传统权威机构的符号权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更要把握好时代机遇，创造有利于在自己的金融市场形成自身掌握资本话语权的惯习，形成有助于世界客观认识中国、认知中国、认同中国，与中国共商多边交流合作大计、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享人类文明发展成果的大场域。
数字经济智库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为了更好的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加强数字经济建设过程中的理论交流、实践交流。来自中国数字经济以及“一带一路”建设领域的专家学者们成立了数字经济智库，为数字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担任名誉院长，知名青年学者黄日涵、储殷等领衔。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是数字经济智库旗下的专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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