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公布。根据方案,原本由国家卫计委、人社部、民政部和发改委等政府部门管理的新农合、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生育保险、医疗救助和医药价格监管等职将交给新成立的国家医疗保障局,并明确国家医疗保障局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取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将其纳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重庆市药监局发布《关于零售药店试行凭电子处方销售处方药》的通知。零售药店根据自身药品经营需要,可以凭纸质处方销售处方药,也可以依托信息化条件试行凭电子处方销售处方药。
行业政策鼓励创新,迎来发展红利;一线城市消费升级推动及二三线城市健康意识提升;一致性评价带来投资机会。
利好板块:券商
姜诚君介绍,注册制下,投行业务模式、业务理念较核准制发生了较大变化。投行服务客户不再唯企业收入、利润等财务指标而论,而更多的在国家重点支持的行业领域内深入挖掘早期优质企业,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头部券商凭借综合的金融服务能力将占据更多市场份额,这会进一步加速券商市场分化,催生航母级投行。
相比于机构的合并,更大的难题是人员精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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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激励体系奠定公司发展基石:公司于2011年、2013年、2016年分别进行股权激励,公司历史业绩发展远超设定的行权/解锁条件。公司通过三期股权激励计划,促进核心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的积极性,激励作用明显。
这其中,医疗数据公认具有巨大的价值。临床诊疗、医院管理、疫情防控、医疗科技创新、医疗保险和患者等都可以从中获益良多。仅以国内医疗大数据解决方案的市场规模为例,2020年其市场规模为178亿元,估算2020-2026年的复合年增长率将达到39.3%,按此预计2022年市场规模将达到347亿元。
其次,则是数据质量差异极大。在同一区域,三级医院、二级医院和基层医院所提交的数据质量差异非常大。究其原因,除了受设备、业务质控等影响原始数据生成质量差异外,主要还包括两点:信息化企业的数据采集标准和数据采集能力不一致。
“过去的信息化系统建设没有统一的指引,大家的标准不一样,支撑业务数字化的数据库结构也不一样。所以,当实施方(比如地方卫健委)想要采集特定数据时,就会发现生成这些数据的系统建设标准与库表结构各自不同,即便按统一标准采集起来,解读和清洗也非常困难。这是第一个原因。”王冰解释道。
“第二个原因则是采集模式不一致。比如三级医院和大部分二级医院是通过直接连通数据库的方式获取数据,数据质量相对有保障。但很多基层医疗机构受限于信息化能力不足,采用手工填报的方式。本身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生就不足,数据上报工作只能委托护士或者非医疗行业的人完成。这些群体填写的数据就会参差不齐。这就会导致同一个主体采集的数据质量差异极大,根据‘木桶效应’——质量差的数据入库就会将整体的数据质量拉低,变得难以利用。”她补充道。
最后,则是经济性问题。传统生产资料需要遵循“采集-处理-产品设计-销售”的路径。这一路径的经济性计算方式采用正向模式,通过计算路径中各流程的成本,再加上利润就可以得到最终的定价。
“卫生健康、医疗服务领域改革举措跟省级部门强相关。所以,我认为由省级来统一制定相应的顶层规划,确定一个全行业和全产业的数据资源要素的组织、获取、治理、供需撮合到带动产业链发展的整个组织平台是首要的第一步。如果这件事都没有做,那各方就是零散的,没有办法去实施。”
第一,是围绕医学影像领域全面数字化目标发布统一标准。“省级影像平台的第一步一定是先统一全省医学影像数据汇聚、安全管理、应用服务等的标准,全省所有医疗机构中进行相应的统一部署实施,把标准格式的数据从医院汇聚到中心。通过跨院调阅等应用加工,患者可以在任意一家医疗机构查看自己其他区域、其他医疗机构的历史病程数据,便民惠民。”她介绍道。
第二,由于数据已经实现了标准化,因此,汇聚到中心端的数据质量很高,可以形成一系列的数据集,进而支撑一系列行业应用开发,如支撑医保进行数字化监管,利用医保支付为抓手监管医院过度治疗,患者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影像检查,降低对身体的影响。
第三,数据资源真正汇聚到中心端后,利用数据服务对产业创新发展进行支撑的步骤就可以得到简化。比如,依托中心端的数据资源结合公共技术支撑平台、开发环境开展人工智能辅助决策、创新药的研发等。
第四,一个数字化项目的全省实施可以把链接政府、数万家医疗机构、产业链的“数字高速路”建好,为数据采集、数据汇集乃至未来的应用整合营销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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