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威科技集团是国内首批、河南省首家创业板上市公司，是国内传感器和物联网行业细分领域龙头企业，气体传感器国内市场占有率约75%，居国内首位。集团公司积极把握“智慧城市”、“5G新基建”等国家政策带来的智慧化及数字化等机遇，在智慧城市解决方案业务综合了多门类物联网技术，依托“传感器+监测终端+数据采集+空间信息技术+云应用”等技术平台，面向燃气、水务、热力、市政、园区、楼宇等领域，提供运营管理为一体、垂直贯通的“感知+应用+云平台”物联网解决方案，助力提升燃气、水务、热力、市政、园区、楼宇等下游客户的运营效率和经济效益。
未来，智慧城市的建设，将会极大程度给予我们便利。并且这一市场将是超过万亿规模的巨量蓝海，各行业也将衍生出无限的可能！
撰文 / Jarvis 编辑 / 郭佳
今年初，随着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首度圈定”新基建”范围，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备受瞩目，“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兴技术被视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而智慧城市建设则成为这些技术能够落地的最大场景。据“前瞻产业研究院”预测，到2022年，我国智慧城市市场规模将达到25万亿元。
2014-2022中国智慧城市市场规模及预测 （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智慧城市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建设智慧城市？它如何影响政府、企业与公民个人？近几年数字经济领域的热词为何非它莫属？巨头纷纷布局目的在哪里？产业链上下游呈现怎样的特点？······一系列的疑问，我们将用一篇文章为你解码这25万亿大市场的机遇与格局。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也是伴随人类文明与进步发展起来的。普遍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是工商业发展的产物。
按照维基百科的说法，城市指的是人口较为稠密、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地区，一般包括了住宅区、工业区和商业区等机能分区，并且具备行政管辖功能，城市中有楼房、街道和公园等基础建设。
最早的城市起源于大约一万年前的中东，经过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的发展，今天的城市形态多样化（小城市、大城市、国际大都市、城市群），人口成长相当迅速。
最新数据是：全球人口数即将接近 76 亿，城市人口超过 40 亿；其中中国总人口数接近 14 亿，城市人口达到 8.3 亿。
但是，与人口高速增长、城市规模迅速扩大相伴的是“城市病”的出现，比如交通拥挤、住房紧张、供水不足、能源紧缺、环境污染、秩序混乱等问题。
▲ 城市交通拥挤
以北京为例，据“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近期发布的《北京市通勤出行特征与典型区域分析》中的数据，北京六环内范围内的平均通勤时间高达56分钟，平均通勤距离12.4公里，而对于不少居住在郊区的通勤族而言，平均通勤距离则达25公里左右，单程通勤时间近2小时。
这样意味着，各类“城市病”已经成为严重阻碍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何通过更加智慧化的手段解决这些问题，正成为各国政府和世界各大厂商共同关注和深耕的方向。
智慧城市是什么？这是最基础的问题。
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释，智慧城市是把新一代信息技术（5G、云计算、IoT、AI、大数据等）充分运用在城市中各行各业基于知识社会下一代创新（创新2.0）的城市信息化高级形态，实现信息化、工业化与城镇化深度融合，有助于缓解“大城市病”，提高城镇化质量，实现精细化和动态管理，并提升城市管理成效和改善市民生活质量。
谁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美国公司IBM。
▲ IBM的“智慧地球”计划
2008年11月，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提出“智慧地球”概念；2009年8月，IBM发布《智慧地球赢在中国》计划书；2010年，IBM正式提出了“智慧城市”愿景——这些在当时都是比较前卫的思想。
IBM经过研究认为，城市由关系到城市主要功能的不同类型的网络、基础设施和环境六个核心系统组成：组织（人）、业务/政务、交通、通讯、水和能源。这些系统不是零散的，而是以一种协作的方式相互衔接。而城市本身，则是由这些系统所组成的宏观系统。
与此同时，国内不少公司也在“智慧城市”概念启示下提出架构体系，包括政府层面也加积极动员。
在我国，推动智慧城市发展的主要有4大主导力量：
1）工信系统：考量产业的发展；
2）住建系统：城市空间与格局优化；
3）发改系统：宏观经济的发展脉络；
4）网信系统：跨部门跨领域的统筹协调，机制与模式创新。
这些系统之间既有分工又有合作。从这些部门的工作职责可以看出，智慧城市涉及到产业协同、信息网络发展、房屋住建、宏观调控等属性。
中国的10多年城市化转型历程，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
1）概念导入，2008年，IBM提出智慧地球，“感知中国”推动物联网建设。
2）试点推广，2012年，住建部智慧城市示范工程；
3）需求驱动，2015年，推动新型城市化建设中；
4）智慧融合，2018年，数字中国，城市上云，人工智能进入场景。
比如，2012年，首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公布，含上海浦东新区在内的90个国内城市入围；2014年，经国务院同意，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公安部、财政部、国土部、住建部、交通部等八部委印发《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落实本指导意见提出的各项任务，确保智慧城市建设健康有序推进；2020年，多地在新基建建设方案中明确提出打造智慧城市······
之所以从国家到地方重视智慧城市的建设，虽然起点在于城市病的出现，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但是智慧城市还可以促进传统行业与战略性新兴行业的发展。
在此基础上，将形成广泛的产业融合，对国民经济各部门产生联动、示范效应，大大降低能耗，促使工业、农业、服务业的组织形态与生产方式发生变革，不断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从1950~2050 年的 100 年内，全球城市化率将翻番，2050 年将有 68.4% 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城市。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各国大力投资建设智慧城市，投入金额逐年升高，预计将在未来五年内达到高峰，由于拥有后发优势和巨大的发展潜力，亚洲国家和地区在智慧城市建设上有更大的发挥余地。
管理咨询公司德勤在今年7月份最新发布了《超级智能城市 2.0，人工智能引领新风向》报告，明确指出，亚洲拥有全球60%以上人口，将是全球城市化最快地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缺口每年达1.4万亿美元以上，中国与印度将领衔这个进程。
▲ 全球“智慧城市”投资金额图（来源：德勤）
公开资料显示，新加坡的智慧城市模式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公认，但是由于城市间差异，主要国家与地区均在制定不同发展战略。
比如中国工信部在2013年就主导成立中国智慧城市产业联盟，计划在十二五期间智慧城市投资额达到5000亿；2015年，美国政府提出新智慧城市倡议，积极布局电网、智能交通和宽带，投入1.6万亿；2016年，印度拟用APP模式打造百座智慧城市，宣布5年内投入75亿美元······
数据显示，中国智慧城市市场规模在最近几年均保持了30%以上的增长。智慧物流、智慧建筑、智慧政务领域占据了较大的市场份额。
▲ 中国未来智慧城市市场规模（来源：德勤）
从时间点上看，我国于2012年启动智慧城市较大规模的试点，并于2014年将智慧城市上升为国家战略，2016年底确定了新型智慧城市的发展方向，将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确认为国家工程。
此后，相关部委开始相应出台具体领域的细化政策。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国家对智慧城市重视程度的加深，主管单位和重点城市培育方式也相应发生变化。
采用‘广泛培育’的发展方式，鼓励全国各地积极试点，较少国家层面支持政策，由住建部担任主导和牵头单位。
发展方式向“去粗取精”转变，国家层面支持政策陆续出台，细分领域政策逐渐登场，明确由发改委和中共中央网信办为主管和牵头单位。
随着智慧城市的认识逐渐升级，智慧城市的定义逐渐得到发展，新型智慧城市的内涵更丰富。
新型智慧城市战略提出后，中国智慧城市试点和建设呈现出分级建设、多点开花、提质增效的发展趋势。在入选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的城市和地区中，大多分布在环渤海沿岸和长三角城市群。
各个主要城市呈现不一样的特色：北京打造大数据+智能经济，推动首都信息化和物联网发展；杭州则是城市数据大脑2.0+智能经济，推进云计算与大数据产业中心，此外智慧交通调度公交车辆；广州则是推动智慧交通发展，并实施了“数字教育城”工程；深圳城市安防项目全面布局，智慧交通打造示范路；重庆则是信息化+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网络覆盖。
▲ 城市大数据平台建设情况（来源：中国信通院）
目前，第一梯队的智慧城市建设包含深圳、北京、上海、广州、杭州、苏州、武汉、天津、南京和成都；第二梯队的包含青岛、重庆、宁波、郑州、长沙、无锡、济南、长春；第三梯队则包含贵阳、石家庄、厦门、福州、大连、沈阳、盐城、哈尔滨。
总体来看，智慧城市的发展与经济水平呈现正相关的关系，但也不乏智慧城市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情况。
智慧城市包括各种“智慧”解决方案：智慧电力、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金融等，因此其也有漫长而复杂的产业链。
按照艾瑞咨询研究院的分类，智慧城市产业图谱可以分为5层，分别是：
1）智慧城市顶层设计层：包含太极股份、神州数码、浪潮、中电科等厂商；
2）感知与通信层：包含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兴、大唐电信等厂商；
3）平台与基础设施层：包含阿里云、平安科技、新华三、中科曙光、太极股份等；
4）城市计算层：包含京东数科、阿里云、腾讯云、百度云、科大讯飞、平安科技等；
5）细分场景应用层：千方科技、海康威视、佳都科技、新中安、易华录等。
▲ 中国智慧城市产业图谱（来源：艾瑞咨询）
此外还有一些专攻城市安全的厂商比如360、深信服、亚信、安恒信息、瀚私等贯穿产业上下游。
总体来看，对于厂商而言，未来大的项目里将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有竞争也有合作，但归根结底特色不一，均在传递差异化价值。
目前，国内主打智慧城市的主要玩家依然是以巨头为主，其中京东数科、阿里云、腾讯云、华为、平安智慧城市、浪潮等有着领先的解决方案。
阿里云是以交通大脑的方式推进城市大脑项目，从杭州城区的交通信号灯优化切入，延伸到做交管局、公安局、工信局等项目，其中云资源是主要业务；
腾讯云也是主打云业务的厂商，推出WeCity未来城市解决方案，腾讯集团与三大运营商合资成立的数字广东主打数字政府建设，社区项目主要提供连接工具；
华为以网络通信设备切入，在多地建立城市IOC（城市运营中心），云资源也成为重点；
浪潮以服务器等城市算力形式切入，与软硬件厂商进行合作；
平安智慧城市立足金融场景，为深圳做“I深圳”项目，重点关注政务板块。
虽然各大巨头纷纷涌入赛道，但因智慧城市建设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单靠一家公司凭一己之力把整个城市的所有问题都解决并不现实，平台和生态逐渐成为巨头突围的方法论。
比如，京东数科旗下京东城市通过主打“智能城市操作系统”，正在基于城市操作系统平台，构建成熟的组件和模块，发挥其生态属性，让其他第三方依托系统高效建构自己的应用，减少重复建设，建立良性生态。
▲ 京东智能城市操作系统
目前，京东数科正在为雄安新区打造基于城市操作系统的块数据平台，它将全面支撑新区数字孪生，培育数字产业和生态，为雄安成为全球智能城市典范奠定基础。
目前，智慧城市建设依然是“强政策驱动”的领域，与其“一把手”属性分不开，毕竟各地纷纷上马的智慧城市工程都是政府重要大事。
加上2020年3月4日国家发布的“新基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号召，多地已经在新的“十四五”开局中规划智慧城市的发展。北京、上海、重庆、深圳、成都等地已经出台了新基建政策，鼓励城市建设投入。
▲ 新基建七大领域（来源：央视）
另外，需求是拉动智慧城市建设加速的重要因素。企业与大众已经习惯信息技术带来的便利，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正在被重塑。另外由于大城市病的出现，人们对于“以人为本”的居住、工作和出行环境的需求更为迫切。
不过，智慧城市发展不是顺风顺水的，它依然面临着问题。借用京东城市总裁郑宇博士的观点，智慧城市建设需要面对的是：
1）需要生态：城市既不希望烟囱林立的孤立的系统，也不希望一家独大，因为不利于城市安全，也不可能有企业把所有的事情做完，需要一个生态，既能统一平台又能服务于大家；
2）数据安全和数据融合存在矛盾：城市中各部门的壁垒非常高，有的壁垒是出于数据安全的考虑，这使得数据融合面临障碍；
3）专业人才匮乏：智能城市建设涉及方方面面，专业背景出身的人才少之又少，加上大学培养模式的缺陷，学以致用的难度非常大；
4）自我造血的良好运营模式，不能一味地依靠政府补贴。
生态建设、数据融合建设、产学研建设、自我造血循环······每一个都是宏大课题，每一个都迫切需要面对。
尽管困难重重，道路曲折，但智慧城市是巨大的蓝海市场——这一点没有人会质疑。
技术角度，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加持，算力算法和数据技术迅猛发展，AI公司也把自己“逼”到了落地极限，数字孪生从工业、建筑走进城市管理的后台，中国无人机作为民用技术已经超越美国，中国5G一骑绝尘全球领先，新基建里的多种技术要素正渗透进城市每一根神经。
产业角度，“所有传统的产业都值得被重做一遍”成为基本逻辑，工业制造、农业、航空、交通无一不在被日新月异变革着，更多的传统型公司纷纷走上数字化转型路线，一往无前。
政策角度，新基建的信号弹指明了方向，各地投资迅速启动，政府也开始主动寻找好项目好技术好公司，从三四线城市的信息化改造、道路基建到一线城市的操作系统部署。
我们相信，在技术、产业和政策等多重有利因素的加持下，未来智慧城市的建设将构建起共建、共享、共治的城市治理“新基建”，从根本上提升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为市民带来更加安全和便捷的智能城市新生活。
每经记者：吴林静 梁宏亮 每经编辑：杨欢
4月22日，习近平在致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贺信中提到：“2000年我在福建工作时，作出了建设数字福建的部署，经过多年探索和实践，福建在电子政务、数字经济、智慧社会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18年后，这一决策的范围扩大到全国。
在近日的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表示，发挥信息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自主创新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就在刚刚，习近平又在武汉强调，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国之重器必须立足于自己。下一步科技的攻关要摒弃幻想，靠我们自己。
当“数字中国”的战略布局落到全国600多个城市，城市成为信息技术应用试验场，一个个初步完成数字化、正迈向智能化的城市组成了“数字中国”。随着城镇化建设，“智慧城市”应运而生，还带着解决城市建设与管理中问题的使命而来，目前，国内有41%的城市设立了智慧城市领导小组。
然而，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从概念提出，到实际践行差不多十年，智慧城市的建设还有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呼吁打破“数据孤岛”，是否有法律能够支撑数据的所有权、使用权？当信息基础设施像水、电、气一样成为公共资源，政企共建的边界又在哪里？信息技术是否真能如愿解决现实空间的矛盾？
郭仁忠
冯奎
4月22日-24日，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福建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工程院院士、深圳大学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长、地理信息工程专家郭仁忠，以及城镇化和城市研究专家、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学术委秘书长冯奎，二位重磅嘉宾做客 “城市相对论”第4期，深度讨论了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特点与痛点。
硬骨头一：智慧城市不单纯是一个信息化问题
“有些问题信息技术可以解决，有些还要回到现实当中”
城市进化论：前不久，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敏锐抓住信息化发展历史机遇，自主创新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在您看来，当前我国信息化发展迎来哪些历史机遇？如何理解“自主创新”的紧迫性？
郭仁忠：信息化建设和经济发展确实有契合点。我国的经济增长还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信息通信技术刚好来到了爆发式增长的机遇期。这使我国在城镇化过程中，能比较好地利用最新技术支撑城市的发展。
比如最新公布的雄安新区规划，有相当一部分考虑了信息化技术应用。可以设想，假如雄安新区已经是一个经历了城镇化的区域，再来做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成本必然会提升，效果也会打折。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我国城市发展迎来的窗口期正好与新技术发展吻合，这是我们的独特机遇。
很多专家都有这么一个观点，信息化发展，大不等于强，尤其在信息技术领域，信息技术的特点是颠覆性大于继承性。一旦新的技术研究成功，很快就会成熟并快速占领市场，对老技术不是改善，而是直接的革新与颠覆。这种情况对我们来讲是有利的。如果我们研发出了新的技术，就可以对既有技术、原有市场实现颠覆。从这个角度讲，原有的基础格局不再像过去那么重要。所以，原创技术在新的信息化建设中，显得特别重要。
谈到紧迫性，大家讨论最多的是核心技术。我们的市场虽然大，但核心技术用市场是换不来的。虽然我们也有钱了，但核心技术用钱也买不来，别人可以不卖给你。无数案例也证明了这一点，不管什么技术，还是自己要研究，哪怕比别人差一点，但至少不会被别人“掐到脖子”。有产品能够顶替上去，问题才能解决。
城市进化论：信息化与城镇化相互簇拥着前进，城市是最小的信息技术应用与实践单元。近期举办的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设置了专门的“新型智慧城市”分论坛，此前还有“数字城市”的提法。如何理解这些概念，“智慧城市”的本质是什么？
冯奎：这几天，大家一直在热议数字中国。雄安新区规划纲要刚刚发布，数字雄安也是热词。
“数字城市”这四个字放在一起，“数字”一词更实，是基础。18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时就讲数字，埋下了种子和基因，到今天我们热议数字，意味着数字城市的传承与新跨越。它既包括了城市智能基础设施、全覆盖的数字标识体系、汇聚城市数据和统筹运营管理的智能城市信息管理中枢，地下空间信息管理等，也包括了城市的数字产业自身发展。数字城市所强调的，是技术路径、是工具、是手段，它将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基础。
“智慧城市”这四个字放在一起，落脚点在城市上面，它强调的是城市功能发展的高水平、新状态。智慧城市没有改变城市的基本性质和功能要求，但强调用信息技术使得城市在满足我们需求时更加聪明、更有效率。智慧城市覆盖方方面面，是城市进化的大方向。
那么，数字城市与智慧城市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数字是智慧城市运行的基础，数字化是建设智慧城市的具体工作路径。高度数字化的城市一定是高度智慧化的城市。智慧城市是目标，数字化是主线，这是我的理解。
郭仁忠：总书记18年前提出了“数字福建”，应该是最早提出此概念的省份。后来，很多专家学者提出，要建设数字城市。我个人觉得，数字城市与智慧城市之间，有继承性关系，这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
这两者都是信息技术在城市建设、管理当中的应用。信息化的应用大概分三个阶段：首先要数字化，这是基础，信息技术没有数据就谈不上数字城市；然后是网络化，就是实现互联互通，相当于桥梁；再逐步走向智能化。从独立操作、独立运行的单机系统，到后来的企业级解决方案，如今以城市为单位，就是“智慧城市”。
所以我个人理解，智慧城市是现代信息技术在城市单元中实现具备深度和广度的应用，是数字城市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但这个阶段和过去不同。我们提数字城市建设时，还没有物联网的概念，互联网也刚开始起步。现在，基于“万物互联”，以“大数据”做支撑，计算能力也不同以往，这才支撑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城市信息化迈上了新阶段。
我想强调的是，智慧城市不单纯是一个信息化的问题。现在提智慧城市，主要是想通过新的技术手段，解决城市建设和运行当中存在的问题。有些问题，用信息技术是可以解决的，但有些问题在网络空间还解决不了，还得回到现实世界当中来。
比如城市拥堵问题。借助导航系统、智能交通系统辅助，我们可以进行路径优化选择，让通行更流畅。但它其实并不能在根本上解决城市交通拥堵。为什么？拥堵情况下，我们选择的路径，往往比正常路径更远。这意味着技术虽然能解决了时间上的问题，但它实际上增加了整个交通流量。
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更科学合理的规划，需要交通资源的科学配置。所以说从本质上讲，智慧城市既是用现代信息技术、通讯技术解决问题，也是通过信息通信来发现问题、诊断问题，来模拟解决路径，优化城市建设。通过模拟、仿真等各种手段优化城市规划，把出行距离、老百姓平均出行时间缩短，那它的效益是非常大的。
总体而言，我认为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出了问题，我们用新手段去解决；即使没有出现“城市病”，也可以用新技术来优化。最终让城市建设更科学更合理，运行效率更高、更宜居。这是我对智慧城市的理解。
硬骨头二：都知道数据好，但数据开放缺乏法律支撑
“要界定数据所有权和使用权问题，这一块的法律是缺位的”
城市进化论：经过这么多年探索，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发展到什么阶段？
冯奎：从发展现状来看，有这么几个特点：首先是从初步熟悉到系统把握智慧城市的内涵；其次是从条块状态的应用向智慧城市和智慧社会的推广；第三，是从基础设施的工程建设到更加侧重丰富的智慧应用；此外，是从政府为主的投资到各类主体探索形成商业模式；最后，是从静态的顶层设计到探索采用演进式规划。
郭仁忠：我先用一句话概括——建设智慧城市的共识已达成，目标也非常明确，路径正在探索，成果也在不断涌现，效果也已初步体现。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之间有不同做法，也应该有不同做法，因为它们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社会各界都认为应该坚持智慧城市的建设，也充满了向往。但究竟什么是智慧城市，如何建设智慧城市，现在还不是特别清晰。
个人认为，这些东西不可能全部想好了再动手，它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就像一个城市，每过10年、20年要重新做一次规划。因为城市发展以后情况发生变化了，世界上没一个城市是把规划做好了然后再建，然后建完就不动了。城市就像人一样不停在成长。三岁时做衣服不能一直穿，个子在不断长大，需要做新的衣服来穿。城市工作也是如此。要根据新的情况不断做规划，就像人长高后不断换新衣一样。
但这个规划要做得适度。三岁小孩穿不了十岁孩子的衣服，太超前。规划很超前就意味着成本高、不适用。比如一个城市规模尚小时就把地铁修好了，它的运营成本就高。有人会说，这么拥挤了才修地铁，为什么不早修？早修运营成本高，经济支撑不了。
这样的矛盾总是存在，但我也相信探索是永恒的。因为有新技术产生，它会颠覆老技术，产生新的灵感，智慧城市的建设也不再是过去简单的信息化。
城市进化论：智慧城市的建设要迈入下一程，您认为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郭仁忠：从现状来看，最大问题不是技术上的，不是不会做，真正的障碍还是数据问题。
智慧城市的基础支撑是数据，所以现在很多声音呼吁要开放数据。我们也做了研究，关于城市的数据是很多的，政府并不拥有所有的数据，也只拥有部分数据，这些数据来自政府为市民服务的过程，来自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还有数据在企业手上，我们每天在微信上聊天、社交，在淘宝上购物、交易。
但是，反过来想想，这些数据是谁的？比如说手机信令数据是不是归运营商所有?
这个问题还没有答案，这需要法律来回答，但目前没有一部法律能回答。做数字中国也好，要建智慧城市也好，数据的（归属权）问题不解决不行，法律上不能滞后。所以我个人理解，数据开放不是说哪一个政府或者企业有没有魄力来开放，而是少一个法律支持：怎么开放？什么情况下可以开放？开放到哪一步？开放给哪些人员使用，可以使用到哪一步？
现在有时候是不敢开放。比如我们要做一个城市模型，分析城市人流、交通流，运营商的基站数据是最好的。如果有了手机移动信号的数据，建模、分析没有问题，但是运营商不敢提供给我们，即便是做研究。问题就来了，哪些数据的挖掘应用是合法的？例如，挖掘别人的隐私就应认定为非法。因此，要界定数据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问题，界定数据使用的合法性问题，这一块的法律是缺位的。
开放数据，我认为不仅是政府要开放，企业也要开放。数字经济，数据就是原材料、生产要素，相当于土地，有数据才能做加工、才能出产品。其次，土地也有土地管理法，没有法律支持，没人敢开放数据，连政府部门内部都不敢打通。
冯奎：这个问题越到深处，就越是数据产权的问题，如果要交易，就必须有产权，这是基础。
不少地方陷入困境，原因无外乎几个方面。首先，建设智慧城市的理念还跟不上，缺乏科学的规划引领；有的地方管理也跟不上，没有形成共建共享机制，缺乏各主体之间的相互协同；还有一个是服务跟不上，市民说好才是真的好，但现在很多城市很难做到；最后是保障跟不上，智慧城市建设需要一定的资源投入，需要充足资金予以支撑。
时代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质量的要求，智慧城市是新型城市发展的方向。面临着发展的机遇，在这里我也向智慧城市的建设者们建议，要有决心、信心、恒心、重心、匠心、齐心。特别是，新时代背景下，要实现城市的效率变革、动力转换，这正是智慧城市所要解决的问题。
硬骨头三：建设智慧城市不能被某一方所绑架
“ 政府是一个总召集人，要设置并推动议程的进行”
城市进化论：智慧城市建设涉及到政府、企业、社会多个方面，规划建设管理过程中，三者的关系该如何界定？
郭仁忠：政府该干什么，企业干什么，社会又干什么，边界还不太清晰。我认为，从本质上来看，智慧城市建设跟城市建设差不多。基础设施应该由政府负责，而后续的服务应该让社会来做。比如城市地下管网、道路桥梁等公共基础设施都是政府掏钱做，但商品住宅就是由房地产开发商修建。
智慧城市在建设过程中，也有这样一个逻辑关系。数字化产品服务方面，如果是数字化公共产品，同样应由政府负责，比如电子政务系统。而非公共产品或者个性化服务的提供就应由企业来做。
但有个事情需要国家统筹考虑：建设“数字中国”，信息基础设施应当变成公共产品，为社会服务，向社会开放，但现在还是商品的属性。我从家里开车到单位，路是不收费的，但打电话是需要收钱的。如果每一条路都要收费，这个城市没法运行，智慧城市的建设同理。从大方向看，智慧城市的规划、建设应该坚持公益性导向。主体工程建成后，再引入市场行为，这样可以更多地降低智慧城市的运营成本。
冯奎：我有一个体会，在智慧城市发展的议程设置方面，需要强调政府在这方面多做工作。现在，有些地方的议程设置是企业主导，企业提出需求和举措，再转嫁到政府头上。
但如果简单地让政府来设置议程，遇到懒政、怠政，不作为又怎么办？所以需要让居民也参与到体制机制的建设中来，依靠市民的力量，来倒逼体制机制的完善。比如像一些欧美国家，如果一个社区或者城市没有搞好，那么市民就会就走了，用脚投票。市民是各类产品与服务的使用者、消费者，他们用选择权来体现了他们的作用。也要思考如何将这样的机制建立起来，自下而上地倒逼政府不断往前走。企业也是同理，只有城市发展好了，企业才会落户发展，其逐利的行为和本质会促进社会的进步。比如共享单车，有利于城市交通拥堵的解决，智慧城市系统开发企业，他们在开发的过程中既为智慧城市建设服务，又获得了经济利益。本质上是经济学上的“自利”带来“利他”。
所以我认为，对于智慧城市发展的长远议程，政府是一个总召集人，要发布并推动议程的进行，在智慧城市要解决什么问题、时间节奏、成本收益测算与评估这些方面，提出系统性的议题；政府之间要进行比拼，形成竞争的环境。政府、企业、市民各有侧重、互相支持又互相提出要求。
郭仁忠：地方政府是否具备议程设置的能力，是一个问题。我很担心有些小城市，会被大公司技术、产品、方案所限制。我记得一个案例，那个城市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十几个亿，但一家企业为它做的智慧城市方案也要十几个亿，很不现实。这相当于，我的钱只够买一个钱包，买完钱包以后我就没钱了。
智慧城市是为城市服务、为市民服务的，这是一个责任问题。智慧城市的主导力量，不应该是盈利目的性很强的企业。
一位城市领导跟我交流，说要打造智慧城市，水务局的找到他说要做智慧水务，规划局的说要做智慧规划，城管提出要做智慧城管。从这个角度讲，建设智慧城市不能被某一方所绑架。这里的某一方，也不完全指企业，也有可能是某个政府部门，要有顶层设计，城市政府应该有一个主动把握议程设置的能力。
城市进化论：那么，在具体的智慧城市规划建设中，思路上是否存在一些误区？
冯奎：智慧城市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不是静态的。静态的系统好办，一年我喝三吨水，那我就准备三吨水。但智慧城市的设计是做3.5吨还是35吨，还是不做，不做的话又会丧失发展机遇。另外，正如前面所说的，跟一个大企业绑定，之前谈到的问题就出来了。这样一来就会出现该达到深度的地方没有达到，有些方面又过度的超前。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事情该怎么去做事，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做出错误的判断，判断错了该做什么。我们经常说，要做正确的事和正确地做事，如果所做的事情本身不对，就会导致很多问题。所做的努力，如果该达到深度的地方没有达到，有些方面又过度的超前，就会造成很多问题。
郭仁忠：建设智慧城市过程中，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就是很多城市都在建设“智慧城市大脑”。腾出很大的地方建设指挥大厅，大厅里装个很大的屏幕，不仅建设的花费要几千万，每年的运行维护费用也要上百万，对于小城市而言，这项成本十分巨大。但我在想，这个指挥大厅的作用有多大呢？
现在已经是网络化时代，如果各部门之间的系统实现了互联互通，在办公室就能够调动各部门的数据，是否还需要这样一个指挥大厅？
我想，了解城市的运营情况，不需要在物理上搞一个很大的运行指挥中心。更需要的是不同政府部门内部实现互联互通，完成信息交换。
硬骨头四：西方模式中国不一定照搬
“我不敢说国内智慧城市发展可以，但有些应用非常好”
城市进化论：国内是否有比较成功的案例？国际上有没有可以借鉴的？
郭仁忠：坦率地讲，我现在还不敢说，哪个城市的智慧城市建设还可以，但有些应用非常好。比如说深圳的扫码停车，还有杭州的“最多跑一次”政务服务，这些能让老百姓真正感受得到好处。
总体来讲，西方城市相对比较成熟，他们要做智慧城市，实际上是一种城市的改造和更新。比如，在路口增设针对盲人的感应系统，或是在路灯上增加引导系统。西方城市很少能像我们做全新的顶层设计规划。外国城市很少有大规模的投资、系列化的改造。智慧城市最重要的特点是“公益性”，这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协调。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我国体制和机制具备的一种优势。
冯奎：郭院士谈了国外的，那我来介绍下国内智慧城市的发展。各地的智慧城市建设各有千秋。比如说，从技术运用上来看，杭州是支付之都，银川的PPP建设模式很有特色，上海围绕“补短板”打造了智慧社区，也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中国智慧城市建设，从一开始，就以建设世界一流智慧城市为追求。我们设定的建设目标也非常全面，包括了加强城市监管、完成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提高等方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智慧城市建设与国外相比，是有自己的优势的。
中国在智慧城市上已经在探索一条新路，有的方面走在了欧美等发达国家前面。我注意到欧洲国家特别重视用智慧化手段来实现绿色发展。节能减排、低碳、可持续的旗帜举得很高，措施很实，这些方面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文内图片除个人肖像外，均出自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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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一词较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拉斯维加斯一家以“智慧城市”命名的产业技术协会组织，其主要侧重信息技术在产业中的应用以及信息技术的展示，与今天我们所讨论的智慧城市有很大区别。
1992年，美国有十多个城市兴起过智慧增长运动，主要是环保主义者发起，强调土地的集约使用，经济重要性让位于环境和生活方式。
1999年，亚洲的新加坡等城市兴起了智慧城市建设，旨在通过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推进产业升级和交通智能化管理，解决以上提到的各类城市病问题。
2007年10月，欧盟在 《欧盟智慧城市报告》中率先提出 了“智慧城市”的创新构想，从智慧经济、智慧流动、智慧环境、智慧公众、智慧居住、智慧管理等六大坐标维度对智慧城市建设进行了框架设计，成为全球智慧城市建设较早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
2008年11月，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总裁彭明盛(SamuelPalmisano)在美国外交关系理事会上作了题为“智慧地球:下一代领导人议程”的演讲，正式提出了“智慧地球”的概念。两个月后的2009年1月，彭明盛在美国工商业领袖圆桌会议上向当时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了智慧地球的构想，并进而提出以互联网技术为技术引擎的智慧城市的发展战略，对全球智慧城市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2009年11月，IBM商业价值研究院撰写了《智慧城市》一书，指出智慧地球的核心是以一种更智慧的方法，通过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来改变政府、公司和人们的交互方法，以便提高交互的明确性、效率、灵活性和响应速度。该书提出了智慧城市应具备的六大特点:一是灵活，能够实时了解城市中发生的突发事件，并能适当、实时地部署资源以作出响应;二是便捷，远程访问“一站式”政府服务，可在线或通过手机支付账单、学习、购物、预订和交易;三是安全，更好地进行监控，更有效地预防犯罪和开展调查;四是更有吸引力，通过收集分析数据和智能信息(例如客流和货运) 来更好地规划业务基础架构和公共服务，从而创造更有竞争力的商业环境以吸引投资者;五是广泛参与合作，实现政府不同部门之间常规事物的整合以及与其他私营机构的协作，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效率;六是生活质量更高，越少的交流拥堵意味着越少的污染，降低交流拥堵和服务排队所浪费的时间意味着市民可以更好地平衡工作和生活，更少的污染和更完善的社会服务意味着市民可以拥有更健康快乐的生活。
2009年起，中国的南京、宁波和上海等城市先后提出 了智慧城市的建设规划。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规划的第18章“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第二节就是“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成为“智慧城市”进入中央和国家正式文件中较早的例子。
作者：王世伟（上海社科院信息研究所研究员）编辑：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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